今河南洛陽，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古都之一。早在周朝（西周）成王時，為了鞏固和加強對東方殷故士的統治，在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周公的主持下，營建了“雒邑”，從那時候開始，逐漸演變形成如今的洛陽城。
為什麼稱作為“雒邑”？“邑”，古時泛指一般城市，大日都，小日邑。如《廣雅·釋地》裏記載： “八家為鄰，三鄰為明，三明為裏，五裏為邑，十邑為都，……。”
夏製就是如此。到西周時，又有了發展。對此，古籍名著《周禮·地官·小司徒》有解釋：“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可見，周時，一般則是以“四井為邑”的。西周時，“雒邑”因其在雒水（今河南洛河）之北而得名。戰國時，將“雒邑”改為“雒陽”；三國時，又將“雒陽”改為“洛陽”，因“雒”亦作“洛”，亦通“洛”。改為“洛陽”後，就一直被沿襲至今。
今河南洛陽之地被周武王所看重的主要原因。“雒邑”的東西南北四方，均有大山環繞，即東望嵩嶽，兩依秦嶺，南有伊闕聳立，北有邙山屏障。此外，它在周時是東西南北水陸交通的樞紐，所以，公元前十一世紀（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率軍在朝歌（河南淇縣）附近牧野打敗了商紂王，建立起了中國曆史上第三個奴隸製王朝——西周之後，除了將都城設在“鎬京”（因城位鎬池西南，所以將都城名為“鎬京”）而外，為了加強和鞏固原商紂王統治的東方地區，擬定營建一座新都——“雒邑”，作為統治東方地區的政治中心。但是，周武王的這個設想未得到實現，他就因病去世了。
周公為什麼要在“洛邑”新建“東都”。武王死，因其子成王年幼，則由周公輔政，“三叔” （管叔、蔡叔、霍叔）不服，聯合紂子武庚，在原商紂王統治的東方地區，發動了一場大叛亂。周公經過西周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東征，即平定了武庚發動的一場大叛亂之後，則決定在武王生前選定的地方，營建一座新的都城——“雒邑”，或曰“東都”，周公東征雖然取得了勝利，但舊商朝潛在的社會勢力，並沒有被徹底消滅，還是很頑固地存在著。特別是周公東征的過程中，使大批商朝貴族成了俘虜，失去了過去的威福，心存不滿，時刻夢想恢複他們失去的天堂。因為他們頑強地反抗周族王朝的統治，所以當時把他們稱為“殷頑民”。周公把舊商朝東部地區的那些頑強反抗周朝的“殷頑民”，都給集中遷移到洛邑，並派重兵鎮守。同時，向“殷頑民”展開“順應天命”的宣傳，如何“殷頑民”宣講什麼：我們周族隻不過是認真執行“天罰”而滅掉了商紂王的。所以，現在周族王朝才把你們集中遷移到新建的“東都”雒邑來。如果按照“天罰”本意的要求來說，你們都應該是被殺掉，可是在周族王朝不但不殺掉你們，反而還給你們房子和耕地，隻要是你們老老實實地臣服周朝，你們會得到“上天”的寬恕！如果你們不老實順應天命，我們周族王朝不僅是要奪去你們的房屋和土地，還要執行“天罰”殺掉你們！經過這種政治上的宣傳，再加上嚴密的軍事控製，確實達到了使“殷頑民”逐漸降服了周族王朝統治的目的。
三、夏、商、周三朝政權體製
夏朝的最高統治屬於王權。夏朝的誕生，標誌著我國曆史上原始社會結束，奴隸製社會開始。夏朝的政權體製，形成奴隸製國家政權的雛形。夏朝的最高統治者是帝王，在朝廷中設置的管理機構比較簡單，在一些古書中雖然有“夏後氏百官”之說，但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三官，即管理畜牧的“牧正”、管理王朝膳食的“皰正”和管理造車的“車正”。夏朝地方設置的官叫“九牧”。夏朝將國土劃分為“九州”。所謂“九州”，占籍《書·禹貢》記載，指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夏朝派遣九牧管理九州。
商朝逐漸出現“分封治國”。商王朝統治地區比夏王朝統治地區又擴大了，因而在國家管理體製上亦有所不同。商朝的最高統治者為國君，商朝廷中設置的官職，總名曰“內服官”，即在商王直接統治區內為王室服務，主要官職有：朝廷中輔助商王進行統治的“尹”；朝廷中執掌國家事務的“卿士”；掌管修史等文字工作的“作冊”；掌管祭祀或祈禱的“巫”、“史”、“卜”；掌管農業的“小籍臣”；掌管手工業的“工”；掌管家奴的“宰”等。商王朝在地方設置的官職總稱“外服官”，主要有在封土疆內掌統治大權的“侯”；領導一方的“伯”和受封的地方官“甸”。商王朝在地方設置的官逐漸演變成“五等爵位”，對此，古籍名著《禮記·王製》裏有記載： “王者之別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