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人”這個名稱，是舊台灣作為“亞細亞的孤兒”時代產生的。一是說“台灣島的形狀很像一個白薯”，二是反映了台灣漢人族群無所依傍，身份認同陷入曆史與現實的泥淖，帶有很強烈的悲愴意味。張光直選用“番薯人”來標示自己從出生到1950年之間的身份，而我們從回憶中知道，他在當時並沒有發生身份疑惑，這個書名的確定，一定有著作者寫作時候，即當代的思想背景的滲透痕跡。也正因此，作者對於早年的追憶，也受著當前的思潮影響。換句話說，回憶中出現什麼，忽略什麼，並不完全取決於過去發生過什麼，還得看作者今天對什麼更感興趣。克羅齊所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隻要不庸俗地去理解，在這裏是可以成立的。
下麵重點說說在這本小冊子中描述的關於日本與中國大陸的形象問題。
作者的小學同學管彤芬，是著名的文化漢奸管翼賢的女兒，而她本人則是優秀又堅定的中共地下黨員（相信是抗日的熱情促成了她的政治選擇），她為了把城外的報紙送進城裏，在嚴寒的冬季（40年代的北平，一定比現在冷得多），每天涉水過河，浸泡在寒水中，因而留下痼疾，得了風濕性心髒水腫，早衰且早逝。這樣一個令人尊敬的抗日英雄，是怎樣看她的漢奸父親呢？她臨死時對張光直說：“我父親有他的原因的，你去想一想吧。”張光直並沒有作進一步的申說，可這燃起了讀者對於這個問題的興趣。探尋“原因”，正是人類學家的思維特點，提到這件事，卻不能盡情地說，真是意味深長。
45年台灣光複，作者隨父母回到台灣。“到達台灣的第一個印象是基隆碼頭，人人穿得那麼幹淨，人人說台灣話，到處都是樹……我很希望我們住的房子是日本式的，因為日本式的房子有很多樹，地上鋪著石子，上麵下雨打著樹葉的聲音，我覺得很有詩意。”作者強調了他對日本統治台灣50年的成績的評價，他借著敘述阿安，說：“是‘皇化民’的成功結果，從各方麵看，都是日本人。”他講述板橋生活時，特別談到日本文化的深刻影響，“日本的影響在這個小鎮裏麵也是非常深入和顯著的”。他舉出的車站站長的例子，足以令人動容。還有就是語言方麵，“板橋雖是農村小鎮，但我聽到的所有中年和青年男人，沒有一個不是彼此用日語交談的……國語在台灣人之間根本聽不到”。
日本對台灣的50年統治，必須作為我們思考台灣問題時的重要背景。往回想想，1895年戰敗之後，中國政府“舍卒保車”割讓台灣，這件事給予普通台灣人和他們的後人以怎樣的疼痛？這個問題似乎被討論得很不夠。日本是怎樣威恩並施地柔化和分解了大多數台灣人的中國意識，並把台灣逐步帶上全麵日本化的道路，這個重大曆史課題，似乎也並不被中國大陸的學者重視。這方麵的認識欠缺，使得我們麵對今天台灣人的思想情感時，在深層問題上顯得笨拙膚淺、不知所措。
張光直先生以簡潔的文風，講到那時候本省人與剛剛來自大陸的外省人的矛盾。他說外省人的形象就是“穿香港衫和中山裝，一般是皺皺的、四個口袋塞的鼓鼓的”。那四個口袋“叫中山袋，是裝錢用的”。來自大陸的各色人物，很多是要搜刮錢財的（台灣的經濟水平當然遠高於大陸）。他說：“當時從大陸來的‘模範人物’（rolemodels）太次，使人不能尊敬。”曆史浪潮是如此壯闊，我們不能斷定自己是在哪一個旋渦裏，更不知道下一個旋渦會怎樣衝刷自己。但是，眼前的、可見可聞的一切，對個體社會成員的影響，是應當充分重視的。
張光直先生年輕時有親共的左傾色彩，所以會有一年的牢獄體驗。他的回憶結束於1950年出獄之後，意味深長。生命的一頁翻過去了，他後來從事的人類學和考古學研究，可以說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探尋“人之所以為人”。到他的晚年，到他提筆回憶少年時代時，這些探尋有了什麼明確的結論？“番薯人”這個舊詞的新用，令人感慨之。
從那時以來，又一個50年過去了。曆史在台灣留下極其深刻的、無可恢複的變遷痕跡。台灣100多年來所經曆的沉重的、戲劇般的一切，很多時候，我們不過是隔著寬闊的海峽，看到隱約的人影晃動，聽到斷續的噪聲飛揚。
三、張光直對中國考古人類學的貢獻：
選取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