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作品對劉母與白芙蓉的增補，是為強調英雄人物的高貴出身與有情有感，是要按日本文學的傳統來重構三國世界，但白芙蓉增補與原作的不銜接以及其他一些人物敘事上的前後不一致卻宣告了他重構努力的失敗。作者也察覺到了自己的力不從心。這不僅因為《演義》的敘事結構十分嚴謹，而且因為傳統日本文學長於抒情而短於敘事。一如無論中古的《源氏物語》抑或近世的《好色一代男》都明顯帶有長篇套短篇特點一樣，傳統日本文學尤其不擅於長篇構思。意識到了這一點後，作者放棄了對《演義》的全麵重構努力。比對兩個文本，不難發現作者對原作的增補改寫更多集中於作品的前半部，越往後則越少，而幾同翻譯的部分則越多。於序言中，作者還能不無自信地寫道：
故此我鬥膽不取簡譯或摘譯形式，而嚐試以宜於長篇創作的報紙連載形式來講述三國故事，並在劉備、曹操以及關羽、張飛等主要人物的敘事中加進了自己的闡釋與創意。那些散布作品各處又為原作所不見的辭句、對話便是我的創意。（一冊p4）
但到連載結束，他卻多少有點底氣不足地承認：
拙著三國誌自桃園結義之後幾同全譯，唯有作品的結局想就此打住而不拘泥於原作，亦即以孔明之死來結束這個故事。（八冊p372）
但作品是以報紙連載形式發表的，邊寫邊發，因而當作者發現自己無法顛覆《演義》時，其三國新人劉母與白芙蓉卻已經“出生”，覆水難收，於是隻好在“屯土山關公約三事”後多少有些突兀地插入了一小段劉備家庭介紹，交代了劉母（已死）與白芙蓉（即糜夫人）的下落，算是對增補有了了結，從此基本按原作講述，不再“節外生枝”。
（3）貂蟬
但作者對作品的整體重構雖不成功，一些局部重構卻相當成功。他的白芙蓉雖未獲得獨立人格，最終止於符號式的存在，他的貂蟬卻由一個隻知報恩的凡庸女子成長為了忠貞不二的純情烈女，並為日本讀者再現了深為他們所熟悉所喜愛的桐壺帝思念桐壺更衣與唐明皇思念楊貴妃的哀美情景。
作品對貂蟬故事的最明顯改寫是讓貂蟬自殺。於卷二第17章“人膏油燈”中，董卓被誅後呂布“至郿塢，先取了貂蟬”（《演義》p77）送回長安府中，但當他忙完公事再回府時，貂蟬已自殺身亡。他不知道貂蟬為何自殺，貂蟬什麼也沒說。
她的神情十分安詳，似乎對這個世界毫無牽掛，她仿佛在說：
“該做的我都做了。”
她的嘴角甚至還帶著一絲微笑。
她的肉體曾遭惡魔蹂躪，作了犧牲，但如今她又回歸了自我。天生麗質，死後仍柔滑光亮有如玉雕，而毫無死屍的冰冷與陰森。她仍然如生時一般美麗，一般可人。
呂布悲痛欲絕。他傷透了心。他的性格直率，他的悲哀因而尤顯純真。
一連數日他滴水未進。晚上就睡在後花園的小閣樓上（那裏停放著貂蟬的屍體）
月光晦暗。
花朵幽黑。
傷透了心的呂布伏在貂蟬身上，臉埋在她的胸脯上，不覺竟睡著了。突然一個寒噤，他猛睜開了眼。但夜深人靜，萬籟俱寂，隻有一道昏黃的月光透過黑黝黝的窗戶照進了小閣樓，照到了屍身上。
“咦，這是什麼？”
突然，他在貂蟬的內衣裏發現了一個香囊，便順手抽出來仔細打量。囊中有貂蟬自幼隨身的護身符、麝香，還有一方桃花箋。抖開一看，上有短詩一首。
詩箋染了麝香，散發出一股高貴的花香。那字流暢典雅，顯然出自貂蟬之手。呂布不懂詩，但反複讀了幾遍，終於也大致明白了詩的大意：
縱然身為弱女子，
但若棄紅妝握起寶劍，
正義之心也能因此變得堅強無比。
我微笑著邁入荊棘，
為了報答勝過父母的恩情，
何況還可挽救我的國家。
我棄了樂器，止了歌舞，
懷揣匕首逼近了惡魔。
我向他們獻上了毒酒，左邊一杯，右邊一杯，剩下一杯我給了自己。
我倒下了，但我聽見了，
長安萬民歡慶和平的歌唱，
與那西天佛主的柔聲召喚。
“如此說來……”
呂布終於明白了貂蟬的真正目的。
他猛地抱起貂蟬衝出閣樓，將之扔進了後園古井。他從此再也不想貂蟬。他知道，隻要奪得了天下，如貂蟬般美女要多少有多少。（二冊p136～138）
與《演義》相較，如此自殺身亡的貂蟬顯然更加悲壯，更加崇高。在《演義》中，貂蟬於董卓死後隨了呂布，呂布死後被曹操載回許都。她因而可能真心愛慕呂布，真心要離開董卓，在“周旋於殘暴的董卓與剽悍的呂布之間”（沈伯俊《三國演義新探》p152）的假戲中很可能含有真的成分。亦即她隻是個凡庸女子，並無太多思想太高境界，否則她不會滿足於與呂布相廝守，不會在呂布兵困下邳時與嚴氏一樣要呂布“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結果導致了呂布的兵敗身死。她在助王允除暴凶後唯一的一次表現中並未表現出較凡庸嚴氏更遠的目光與更多的見識，卻頗近於《三國誌·魏書·呂布藏洪傳第七》所載與呂布“私通”的董卓侍婢身份（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這說明她“本來就缺乏‘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沈伯俊《三國演義新探》p152），她的助王允除暴凶，隻是出於報恩思想（或許還有愛情），隻是受王允“巧使”的結果。
但在吉川《三國誌》中，貂蟬於除掉董卓後自殺身亡，不嫁呂布。這否定了她對呂布的愛，表明了她對呂布的態度，視之為與董卓一樣的“惡魔”。因此她“向他們獻上了毒酒，左邊一杯，右邊一杯，剩下一杯我給了自己”，她從一開始就抱定了必死的決心，決不與之同流合汙。在《演義》中，貂蟬是在王允擔心“事若泄漏，我滅門矣”的情況下說出“大人勿憂，妾若不報大義，死於萬刃之下”的；但在作品中，吉川英治略去了王允的擔心，讓貂蟬主動說出了這句話，以之強調了她要與“惡魔”同歸於盡，要用自己的生命為天下換來和平的決心，而她事前的決心與事後的自殺就賦予了她以博大的胸襟與崇高的境界，並使她躋身於了高貴的行列。
但具貴族情結的日本文學是感動的文學，是抒情的文學，因而在日本文學尤其日本古典文學中，高貴者是不能無情的，因為“人非木石皆有情”（白居易《李夫人》），更何況高貴者。那麼高貴的貂蟬有情嗎？她既不傾情於呂布，又傾情於誰呢？
她傾情於王允，其與王允“之情非同一般，它甚於主從之情，也甚於養父女之情”（二冊p60）。作品中王允夜入後園，窺見貂蟬長籲短歎，他慢慢走上前，柔聲喚道：
“此非貂蟬乎？……緣何一人在此哭泣？如此會感冒的。快擦幹眼淚，別哭了。到了爾等這般年齡總是對月便傷感，見花便落淚。哎，年輕真好，真羨慕爾等。”
（二冊p61）
王允的這幾句話，沒有《演義》中王允喝問“賤人將有私情耶”時的威嚴、霸道與冷酷，相反倒充滿了柔情充滿了愛，充滿了關心與理解。王允如此，貂蟬也如此。她答說是在為他的健康擔心。“您看您近來憔悴的，頭發都白了許多”，說著“捧起王允粗糙的手，貼在了自己的眼瞼上”（同上）。這種關心、體貼與親密的程度表明：兩人之情即使隻是父女之情，那也一定是非常融洽非常親密非常難以割舍的。
因此當她聽說要將自己獻給董卓，以離間董、呂關係時，“她的臉刷地白了，白得有如梨花般”（二冊p64），“她低了頭，淚珠撲簌簌地掉到了地上”（二冊p65）。但她不是為自己的命運而悲，因為她並未流露出對王允哪怕一絲絲的怨恨，即使在絕命詩中也沒有，她是在為與王允的分別而悲。
（王允親送董卓到相府後辭別，他）正要轉身，突然發現氈車內貂蟬的一雙眼睛正緊盯著自己，她正在無聲地向自己告別。
“再見！”
王允重複了一遍。這一次是說給貂蟬聽的，是對她的告別。
貂蟬眼中湧出了淚水，王允心頭一酸，急忙轉過頭去。（二冊p78～79）
貂蟬早已將生死置之了度外，她難以割舍的是與王允那“甚於養父女之情”。貂蟬是王允送給董卓的，但兩人間的“甚於養父女之情”還是令他酸楚，令他痛苦。他不願與貂蟬分別，他不忍心讓心愛者任由“惡魔”去蹂躪，但他別無選擇，就如《太平記》中的越王勾踐隻能任由吳國使者帶走自己久別剛剛重逢的心愛妻子西施一樣，因為這是他除掉董卓的唯一辦法。他因此隻好轉過頭去，因為他無法直麵無法忍受這樣的別離，就如唐玄宗在“六軍不發無奈何”情況下自知“救不得”而“掩麵”一樣。
這樣，作者就以崇高的死賦予了貂蟬以高貴的身份，又以其與王允的“甚於養父女之情”為兩人之別增添了許多悲苦，從而使其貂蟬故事也纏綿悱惻有如李·楊之別。對《長恨歌》的這種借鑒，在《太平記》中已有先例。譬如作品於卷四借鑒《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時就將西施改成了勾踐妻，將勾踐用西施作美人計改為夫差遣使前來索要，勾踐被迫與愛妻生離，從而同樣講述了一個“六軍不發無奈何……君王掩麵救不得”的別離故事，盡情渲染了相愛貴人的生離死別之悲淒（拙論“《史記》與《太平記》中的越王勾踐故事”）。為在貂蟬故事中更強烈地喚起讀者對唐玄宗與楊貴妃的記憶，作者在描寫貂蟬時還或直接或間接地大量借鑒了《長恨歌》中詩句。譬如：
①演義：二青衣引貂蟬豔妝而出。
吉川三國誌：在一左一右兩個丫鬟的攙扶下，如盛開牡丹般的一個豔妝麗人弱不禁風般款步輕移走了出來。（二冊p68）
長恨歌：侍兒扶起嬌無力。
②演義：～
吉川三國誌：（貂蟬向呂布問過安，）害羞似地雲鬢搖搖，躲到了王允身後。（二冊p68）
長恨歌：雲鬢花顏金步搖。
③演義：（布驚問何人，）允曰：“小女貂蟬也……”
吉川三國誌：（布問：“此麗人可是府上千金？”）允曰：“正是小女貂蟬……養在深閨，不諳世事，從未見過外人。”（二冊p70）
長恨歌：養在深閨人未識。
④演義：卓笑曰：“真神仙中人也！”
吉川三國誌：卓曰：“所謂仙女，想來即如貂蟬者吧。我郿塢城中雖有佳麗無數，卻無一人可比貂蟬。其實何止郿塢，隻怕貂蟬一笑，長安粉黛都將無顏色吧。”
（二冊p77）
長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⑤演義：（次日，呂布在府中打聽，絕不聞音耗）～
吉川三國誌：但見寢殿內帷帳低垂，聲息全無，仿佛不知道日頭已高。（呂布問侍妾，）答曰：“正是，故此太師今日醒遲。昨夜與那新人共寢，如今許是正歎著春宵短暫呢……”（二冊p83）
長恨歌：春宵苦短日高起。
⑥演義：～（貂蟬故蹙雙眉……）
吉川三國誌：貂蟬如帶雨梨花般顫栗著（做憂愁不樂態）（二冊p85）
長恨歌：梨花一枝春帶雨。
但作品對《長恨歌》的最大借鑒是臨邛道士對楊貴妃“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探訪。作品卷三第15章“呂布嫁女”中，有一段“轉世貂蟬”的介紹：
原來呂布有二妻一妾……妾名貂蟬。
貂蟬是他在長安時的熱戀對象。為了她，呂布背叛了董卓，導致了董家王朝的覆滅與全國大亂的開始。可這貂蟬如今還活著嗎？
“貂蟬，貂蟬。”
在呂家後宮，呂布至今仍時時這麼喚著，但此貂蟬與薄命的王允養女貂蟬同名而不同人。
長得相象，但年齡不同，性格也不同。
呂布也是個癡情郎。
他忘不掉死於長安大亂的貂蟬，為此他遍訪各州，尋找與貂蟬相象的女子。老天不負有心人，他終於找到了，並將之娶回，改名貂蟬。（二冊p428～429）
如前所述，作品是以報紙連載形式發表的，邊寫邊發，因此常有前後相矛盾處。譬如卷三第15章說呂布隻有嚴氏生女一個（二冊p249），但到同卷第25章卻說“姐姐十四，妹妹五歲，兩個都是呂布女兒”（三冊p74）。前後相距不過10章，敘事即已如此矛盾，可見作者對長篇敘事確實不甚擅長。考慮到此，貂蟬的“轉世”或隻是一種事後補救，即在卷二第17章讓貂蟬自殺並結束了貂蟬故事後，於卷三第15章“呂布嫁女”時又遇到了貂蟬，於是隻好編一個呂布遍訪各州求貂蟬的故事來解決敘事上的前後矛盾。但無論是作者的事先構思也罷事後補救也罷，他的貂蟬故事都極具日本民族特點。因為在人稱日本文學故鄉的《源氏物語》第一回，就已經有了一個同樣的故事：天皇寵愛桐壺更衣，但更衣受人嫉恨，生下一子（即光源氏）後不久鬱鬱辭世；天皇思念更衣無時或已，雖然時也召見美人，但都不中意，直至見了藤壺女禦，“見她容貌風采酷似已故桐壺更衣”後，這才又覺如意稱心。
如所指出，《源氏物語》五十四卷可分作各以桐壺帝、光源氏與薰大將為主人公的“貫穿著一個主題的三個部分”，其“同一個主題就是‘為失去的愛情而發出悲歎’”（丸山清子《源氏物語與白氏文集》p141）。因此可以說《源氏物語》第一卷決定了作品的基調與主題，決定了作品的發展與結束，它既是作品的微縮，更是作品的濃縮。而同時，它又是《長恨歌》的翻版，吉川貂蟬故事的來源。
《源氏物語》第一卷大致可以分作前後兩部分，前三分之二以桐壺帝為主人公，講述桐壺帝對更衣的寵愛與思念；後三分之一以源公子為主人公，講他的成長、成人與婚娶，因而是作品由第一部分桐壺帝故事向第二部分光源氏故事的過渡。前三分之二的桐壺帝故事，以豐子愷譯《源氏物語》為文本說明，又可如下分作與《長恨歌》基本對應的六個部分（括號中為《長恨歌》相應部分起止句）：
①更衣受寵：p1“話說從前某一朝天皇時代”……p2“於心不安。”（漢皇重色思傾國……盡日君王看不足）
②更衣病逝：p2“更衣身受皇上深恩重愛”……p5“此古歌想必是為此種情境而發的了。”（漁陽鼙鼓動地來……回看血淚相和流）
③天皇思念A：p5“光陰荏苒”……p6“不時派遣親信的女官及乳母等到外家探問小皇子的情況”（黃埃散漫風蕭索……魂魄不曾來入夢）
④遣使尋覓：p6“深秋有一天黃昏”……p9“一時未能斷然實行”（臨邛道士鴻都客……此恨綿綿無絕期）
⑤長恨綿綿（天皇思念B）：p9“命婦回宮”……p12“悄悄地歎息”（同③）
（光源氏的成長：p12“過了若幹時日”……p14“賜姓源氏”）
⑥更衣“轉世”（藤壺女禦出現）：p14“歲月如流”……p15“深可感慨也”。
或因日本文學具追求真實傳統緣故，日本文學相對較少浪漫精神。因而唐詩對日本文學雖影響巨大，但浪漫主義偉大詩人李白的詩歌卻幾乎未在日本文學中留下任何一點痕跡。或也因此，《長恨歌》中的臨邛道士可以上天入地，到處尋覓，而《源氏物語》中的桐壺帝使者就隻能到桐壺更衣娘家去探問，並取回“已故更衣的遺物衣衫一套、梳具數事”（p9），讓桐壺帝“看了，想道：‘這倘若是臨邛道士探得了亡人居處而帶回來的證物鈿合金釵……’”（p10），從此益發思念，朝政不理，飲食不進。因此上述①～⑤基本就是一個完整的日本《長恨歌》，而⑤所寫是桐壺帝如何不盡思念，長恨綿綿，是對“長恨綿綿”的具體化，其所借鑒也主要是如“孤燈挑盡未成眠”等《長恨歌》中描寫唐玄宗纏綿悱惻相思情的詩句。
但這一來，《源氏物語》桐壺帝故事中就出現了桐壺帝的再思念。敘事結構上的這一反複是實現“為失去的愛情而發出悲歎”（同上）這一作品主題的需要，但同時也是導出第⑥部分的需要，因為沒有繼續思念就不會有繼續尋覓，也就不會有更衣第二——藤壺女禦的出現。而作者如此精心設計的第⑥部分正是她對《長恨歌》的發展，同時也正是吉川英治所明顯借鑒的。
概而言之，吉川《三國誌》中的貂蟬故事與《長恨歌》中的楊貴妃故事一樣，也可分作生前與死後兩個部分：她的生前，是令呂布神魂顛倒，是與王允淒慘相別的，基本屬於《長恨歌》的世界；她的死後，是讓呂布到處尋覓、直至覓得了一酷肖者以寄托思念之情的，屬於《源氏物語》的世界。在評論《太平記》作者的人物描寫方法時已有人指出：與平安文學一樣，作者在描寫上流貴婦人時經常借鑒的仍是《長恨歌》與《上陽白發人》等白氏詩歌（增田欣《太平記的比較文學研究》）。而如上所述，吉川《三國誌》中的貂蟬故事卻進一步告訴我們：日本現代作家仍在沿用著其先人的老方法，仍在以同樣方式接受著白氏詩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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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學與白氏文學
（代後記）
《三國演義》在日本發現於戰亂頻發的中世，廣泛流行於和平安定的近世並持續至今。雖然從發現伊始日本接受者所尤其關注的就一直是“智絕”孔明，但於發現之初，其所借鑒的是孔明的賢與能（仁與智），並以之為範塑造了日本的理想武士楠木正成；而當《演義》逐漸深入日本民眾後，他們於孔明身上所追求的卻由仁、智等社會性品質轉變成了“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個人命運，在孔明的悲劇命運中發現了悲哀之美。日本民眾於《演義》接受過程中的這一變化與其中古時代文化由“唐風”而“國風”的轉變有著驚人的相似：二者都在轉變過程中剔除了中國文化中的社會要素，補進了對一去不再複返的悲哀之美的歌唱，就如吉川《三國誌》與《演義》的比較所顯示的那樣。而在吉川《三國誌》對《演義》的重構中，我們還分明地看到了他的幕後操縱者——唐代詩人白居易。因為如上所述，吉川英治依然如其先人一樣接受著白居易的影響，因為日本文學的哀美意識確立與發展於《白氏文集》輸入日本後的九世紀末十世紀初，而其審美情趣由單純抒情的“哀”向包含認知因素的“物哀”的轉變也基本同步形成於十世紀初的《古今和歌集》時代。
在研究一個民族審美情趣的形成時，過分強調某一外國人的作用也許不合適，但在白居易之於日本的場合卻不能不例外，因為它對日本文學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據載，838年藤原丘守“出為太宰少式。因檢校大唐人貨物，適得元白詩筆，奏上。帝甚耽悅，授五位上”（《文德實錄》卷三“仁壽元年（851）九月二十六日”項）。白居易死於811年，死後不出30年詩文已傳入日本，且使獻書者得以晉爵，可見白氏詩文對日本文學產生影響的時間之早與程度之深。而不過半個世紀後的九世紀末，白氏詩文尤其《長恨歌》更已深深融入了日本文學的各個領域。據《源氏物語》“桐壺”卷稱，887～897年在位的宇多天皇曾命人繪《長恨歌》屏風，又曾命紀貫之等作歌詠《長恨歌》故事，借白氏詩文來寄托或抒發情感。白氏詩文尤其《長恨歌》在日本的流行，在時間上正好與日本文學對中國言誌文學影響的掙脫及物哀審美情趣的形成相一致。如果考慮到奉命作歌詠《長恨歌》故事的紀貫之就是約十年後問世的《古今和歌集》的主要編者，由其執筆的《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又明顯有著白氏《與元九書》的影響等，則時間上的這種一致就絕非偶然了。
“文則（白氏）文集”（《枕草子》第193段），清少納言的這一讚譽說明了白氏於平安時代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夫江家之為江家，白樂天之恩也。何故？延喜聖代（901～923），千古、維時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天曆聖代（947～957），維時、齊光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天祿禦宇（970～973），齊光、定基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大江匡衡《江吏部集》），祖孫四代，三次父子同為天皇侍讀《白氏文集》，因此並形成了大江家學，這無疑更顯示了白氏文學對日影響的持久與深遠。但這一影響，卻隻主要來自其感歎盛極必衰、世事無常，唯感情可以永恒的色彩濃鬱的抒情詩。
《和漢朗詠集》是日·中詩詞佳句集，約成於1018年，對後世影響極大，“其後我國（日本）文學作品都或多或少以其中某一構思或詞句作為自己創作的立意依據或引作典故”（川口久雄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學大係73·和漢朗詠集梁塵秘抄》）。集中入選詩句最多者為白居易，有135句，無論較名列第二的中國詩人元稹（11句）、抑或入選最多的日本詩人菅原文時（44句）都多出數倍，如鶴立雞群般；而所選白氏詩句，則主要摘自《長恨歌》、《琵琶行》等感傷類詩歌。而且，《白氏文集》七十五卷中，“在日本長期流行”、影響深遠的，也隻有“《長恨歌》與《琵琶行》等極有限的幾首感傷類詩歌”（竹田複·倉石武四郎《中國文學史諸問題》），尤以《長恨歌》為最，幾及日本文學的各個時期與各種體裁。《伊勢集》（十世紀中葉女歌人、三十六歌仙之一的藤原伊勢歌集）中“有詠《長恨歌》的和歌”，《更級日記》作者稱“曾聞有將《長恨歌》改寫成散文故事的”……甚至在軍記物語《太平記》中，作者也在卷四大量引用《長恨歌》詩句以盛讚西施之美，借鑒《長恨歌》手法構建了一個日本式的吳王夫差與西施的愛情悲劇……
但在所有日本古典文學作品中，與《長恨歌》聯係最密切的是《源氏物語》；而在《長恨歌》中，與《源氏物語》“聯係最為密切的部分”，“是楊貴妃死後，唐玄宗回到故宮日夜思念的那個情節”（丸山清子《源氏物語與白氏文集》p141）。在中國，乾隆帝於白氏《長恨歌》中悟到了諷喻看到了可“垂於將來”的意義（《唐宋詩醇》）；但在日本，紫式部卻完全舍棄了這一點。她抹掉了《長恨歌》中的諷喻色彩，剔去了作品中的道德批判，為展現一個“深刻的悲愁境界”（同上，p149），她隔斷了故事與社會的聯係，隻將之“單純地當作愛情問題來處理”，“從而顯示了物語文學所特有的傾向”（同上）；她選取《長恨歌》中唐玄宗對既失愛情的思念，以之強調了自己對淒切、哀婉感傷情調的追求。
《源氏物語》對日本後世文學的影響巨大。它所達到“物哀”理想境界，經江戶時代本居宣長理論概括後，成了“日本極具特色的審美意識並一直流傳至今”（穀山茂等《日本文學史辭典》p540）。明顯接受了《源氏物語》影響的，僅文學史上有名者即數以十計，甚至有人認為“不讀《源氏物語》，不配詠和歌”（同上，p178）。因此可以說，《源氏物語》是日本人的精神故鄉，而其中最令日本人魂牽夢繞的“物哀”審美情趣卻是由白居易催生的，白氏詩文尤其《長恨歌》是日本“物哀”審美情趣的助產士。不過，白氏文學與日本文學的關係具體如何，不是本書所應深入探討的，因為本叢書已另有一本名“白氏文學與日本”者就此作了專門論述，於此無需贅述。
感謝寧夏人民出版社哈若蕙女士與天津師範大學王曉平先生的策劃組織，感謝王曉平先生與原福建師範大學外籍教師藤田和子的資料收集與提供。如果沒有大家的幫助，我們的三國演義在日之旅將無法完成。但因水平有限與所占有資料的不夠充分，蠡測之處有之，舛誤之所難免，還請方家不吝指教，多與斧正。
筆者
2004年10月於榕城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