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勇敢”一樣，“忠義”也是由建立在武士效忠、主人賞賜這一交換基礎上的主從關係，在依血緣或地緣關係形成的結合及殘酷的戰爭現實中，對武士提出的一種行為規範，是要求他們對君王、主人應盡忠誠的義務。它緣於中國儒學，又別於中國儒學。譬如《論語》認為“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強調“孝慈則忠”（為政）；而日本儒者林羅山卻認為“孝亦道也，忠亦道也，非他，隻一新而已。若夫戰陣無勇，則雖苟免而偷生，然此心之義既亡，與行屍走肉無以異也，奈何無羞惡哉。若無羞惡，則不義也，不孝也，不忠也。曰‘竭其力’，曰‘致其身’，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然二者不可得而兼也，舍輕而取重可也”（《羅山文集》卷三十二），強調了“忠”的意義，認為無忠則無孝。正如1870年應福井藩邀請赴日任教的美國教師Griffis Willian Elliof於其《日本宗教》中所指出，中國儒家以對父母的順從為人的第一義務，而日本武士則以對君主的忠誠為人生第一要義，並將之絕對化了。但在鐮倉時代初期的《平家物語》中，還有“欲忠則不能盡孝，欲孝則不能盡忠”（賴山陽《日本外史》），因忠孝不能兩全而痛苦的描寫；而到了近兩百年後的《太平記》中，這一平重盛式人物就被數十成百義無反顧地追隨主公於地下的武士所取代了。這意味著：日本武士道對忠誠的要求，是隨著日本武士作為一個階級逐漸成長而不斷被強化，並基本完成於《太平記》時代的。當然，對武士道的係統理論闡述還得再過近300年，才最終完成於江戶時代。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太平記》時代的日本人更看中了孔明的忠誠，並以之為原型塑造了自己的理想人物楠木正成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楠木正成與諸葛亮的相似
《太平記》中的楠木正成登場於卷三，自殺於卷十六，隻活躍於作品的前半部，具體如下：
元弘元年（1331）八月，後醍醐天皇倒幕失敗，上了笠置山，但兵微將寡，難以自保，天皇因此十分煩惱。一日小憩時，天皇夢見二仙童導引自己至一大樹下麵南而坐，大樹枝繁葉茂，樹下有三公九卿依序而坐。醒後依夢中神示，遣人找到了時“住河內金剛山西麓”的楠多聞兵衛正成（木 南=楠）。楠正成“係30代敏達天皇（572～585年間在位）四世孫（實際為敏達六世孫）井手左大臣橘諸兄（684～757年）後胤，降為人臣年月已久。其母年輕時曾百日參拜誌貴山寺（即：信貴山寺，正式名‘歡喜院朝護孫子寺’，在今奈良縣生駒郡）毗沙門天（即多聞天）神，夜夢於錦帳內產下一玉，不久即懷孕生下正成，故以‘多聞’名之”。正成奉詔而至，天皇問他“一戰而定四海”之策。正成於是分析了天下大勢，指出“幕府近來倒行逆施，必遭天懲；皇上乘其衰微興兵討伐，替天行道，有何難哉”；繼而又為天皇製訂了以智倒幕戰略，因為“集天下六十餘州武士或可抗衡武藏·相模兩國幕府軍，卻難以勝之；但若以智勝，則東夷武士有勇無謀，何足懼哉”，如此這般之後，正成回鄉，起兵勤王。
於赤阪城揭竿而起後，正成屢以奇謀大敗幕府軍，二十萬幕府軍於小小赤阪城下束手無策，屍積成山，最後隻好停止攻城，層層圍困以待其變。被圍二十餘日後城內糧盡，援兵不至，正成隻好詐死棄城。賴神靈保佑，終於得平安突圍。（以上卷三）
翌年四月，楠木正成東山再起：先詐開城門，奪回赤阪城；繼而掃平和泉、河內，於五月十七日挺進至住吉、天王寺一線，同月二十一日以兩千餘人大破幕府七千大軍於渡邊橋畔（在今天滿橋與天神橋間，大阪城附近）。幕府接報大驚。
正成屢敗來剿幕府軍，對百姓卻秋毫無犯。八月，他參拜天王寺，拜讀了秘藏寺中的聖德太子《未來記》，得知後醍醐天皇將東山再起，而鐮倉幕府必將滅亡。
十一月後，幕府大舉增兵，全國五畿七道大軍雲集千草城下，企圖一舉剿滅正成軍；而城中守軍隻有楠木正成及其所部近三百人。（以上卷六）
冬去春來，1333年元月底，幕府軍相繼攻陷吉野、赤阪後，百萬大軍齊集千草城下，準備攻取後醍醐軍的最後一個主要據點，正成屢設奇謀大破之。幕府軍進退維穀，欲罷不能，開小差者絡繹不絕，百萬大軍“如今隻剩了十餘萬人”。（卷七）
同（1333）年五月，鐮倉幕府滅亡。六月，後醍醐天皇排駕還都，正成引軍七千頭前開路。（卷十一）
但不久，1335年十月，足利尊氏反叛，烽煙再起。楠木正成為後醍醐天皇屢建大功（卷十四～十五）。
建武三年（1336），後醍醐軍戰多不利，情勢危急。五月，正成懷必死決心，奉旨馳援新田義貞。
五月二十五日，湊川邊最後一戰。楠木兄弟率親兵七百餘騎奮勇衝殺，敵五十萬大軍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六個小時衝殺了十六次，所部七百餘騎隻剩了七十餘，盡管仍可突圍，但正成兄弟還是堅持戰鬥到最後，與所部七十餘人一起剖腹自殺於湊川畔一民宅中。臨死前正成兄弟約定：再轉世七次也要效忠天皇，為朝廷剿滅叛敵。（卷十六）
與作品卷二十中的三國故事相較，在人物形象上楠木正成與孔明有如下相似處：
1）布衣出身但聲名遠揚。楠木正成“雖係敏達天皇四世孫井手左大臣橘諸兄後裔，但降為人臣年月已久”（卷3），如今隻是居住“河內金剛山西麓”的一介“兵衛”。兵衛是兵衛府士卒。兵衛府是古時承擔皇宮警備與天皇出行保衛的部門，首長曰“督”，督下依次有佐、大尉、少尉、大誌、少誌各一名、番長4名，番長之下才是兵衛400名，可見其地位之低，與“避世隱居於蜀國南陽”的孔明一樣都是布衣，但又都是在野賢人，聲名遠揚。隻不同的是：諸葛亮聞名的是“智謀”，而楠木正成知名的是“弓馬之術”——武藝。
2）受薦出山。諸葛亮是劉備在“蜀國謀臣聞歌知其賢，因上奏天子，請召來”為官後，三顧茅廬請出來的。與之相同，楠木正成也是後醍醐天皇依照神示遣使請來的。二人都非毛遂自薦，而乃受人（神）推薦後被請出來的。
3）盡忠盡仁，匡扶正義。兩人所事主公都代表著正統：劉備“原係帝胄，降為人臣時日未久，又重義輕利，天下忠臣、孝子因而無不爭先慕名而來”；後醍醐天皇更實際上是鐮倉幕府和足利尊氏的君主，作者的寫作態度也明顯“偏袒天皇一方”（長穀川端《太平記研究》）。對這樣的主公，楠木正成和諸葛亮都一樣地竭盡忠誠，鞠躬盡瘁。與此同時，對部從、百姓也都一樣地仁愛、厚待，同甘共苦。正如作者借樵夫之口所讚：“蜀帥孔明體恤士卒，優禮相向，從不隨意喝斥。縱杯酒瓢食亦與眾軍士共分享。士卒未炊則大將不食，三軍淋雨則大將帷幄不張。後三軍之樂而樂，先萬人之憂而憂。夜則親自巡營查哨而廢寢，晝則溫和接待將士而忘食，從未見有須臾怠慢”，兩人都是對上盡忠，對下盡仁的好統帥。
4）都具神力。聖德太子（574～622）主政期間對外遣使隋朝，尋求對等邦交，引進先進文化；對內立憲法十七條，定冠位十二階；又興隆佛教，編修國史，為依儒教與佛教理念建立以天皇為最高統治者的律令製國家奠定了基礎，因此深受後人推崇，並在相當程度上被神化了。譬如成於720年的《日本書紀》卷二十二就有記載稱聖德太子“生而能言，有聖智。及壯，一聞十人訴，以勿失能辨。兼知未然”（p173）。又說太子一日出行遇饑者，因贈以衣食；不日饑者亡，太子命人“葬埋於當處，墓固封也。數日之後，皇太子召近習者謂之曰：‘先日臥於道饑者，其非凡人，必真人也。’遣使令視”，回報曰“‘封埋勿動。乃開以見，屍骨既空，唯衣服疊置棺上’。於是皇太子複返使者，令取其衣，如常且服矣。時人大異之曰：‘聖之知聖，其實哉’”（p199～201）。而據直木孝次郎於《日本曆史2·古代國家的成立》中介紹，到奈良末期更有傳說聖德太子是天台宗第二祖南嶽禪師慧思的轉世再生（p64）。由這樣的人物留下的、關於日本未來的預言——《未來記》無疑隻能是“天書”，而實際上它也確實是被秘藏於供佛的寺院中，凡人無由得見，隻有楠木正成得以拜讀。這樣的一種安排明白地賦予了楠木正成以異於常人的神力，而於作品中他也確實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他是其母參佛時夢玉而生的，因為他是作品中唯一的“智將”，唯一能以奇謀大敗數十倍、數百倍於己的敵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