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些高校學報，不但在每篇文章後麵印上責任編輯的名字，同樣也印上校對者的名字，哪怕是筆名。從形式上看，不僅僅是印上名字，深層意義上也在承擔著一種責任。這種做法很好。已故著名編輯家孫犁先生在其《談校對工作》一文中也談到過到這個問題，他說：“過去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在版權頁，印上校對者的名字，以明職責。”看來這種方法過去也用過，是可行的，實際上對編校者是一種無形的約束。寫上你的大名，結果文章裏出了問題，同行怎麼看，讀者怎麼看？作為有影響的刊物，訂戶怎麼看？所以，校對工作的質量，直接影響刊物質量，也影響刊物的信譽和發行量。
做過多年校對的人都深有感觸：校對工作有苦有樂，是真正的一種文化經曆的形式；有樂有苦，是真正在首先享受文化人繪就的即將出展的五色斑斕的曆史文化景觀。這種寄寓在苦樂相融間的敬業精神與刊物質量的提高，是關係極為密切的兩個方麵。“百年大計，質量第一”，這種高質量的要求，既涵蓋了編輯過程，也包容了校對過程。高校學報編校合一，這雙重任務都落在了編輯的肩上，不敢稍有懈怠。
中國高校學報20年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當代曆史的轉折，也是中國曆史上偉大的裏程碑。它撥亂反正，結束了是非顛倒、禍國殃民的時代，確立了新的政治路線，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騰飛，奠定了曆史性的基礎，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興旺發達的新紀元。歲月交替，風雨兼程，如果站在中國曆史長河的峰巔上看，倏忽間已走過了20個如花似玉的年頭。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20年，也是出版改革的20年。作為出版改革大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高校學報，伴隨著中國改革的潮聲，經曆了其恢複、成長、發展、興旺發達的曆史階段，走到了今天。作為在高校學報崗位上走向中年的我，當回首這近20年的歲月和年華時，覺得充實，深感慰藉。我所供職的《固原師專學報》，是伴隨著中國出版改革的大潮走過來的。雖然它地處西北一隅，但改革的春風也吹遍了這裏的山川大地。從某種程度上說，它的發展過程，也可以看做是全國高校學報20年的一個縮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本文試圖回顧並梳理一下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高等學校學報的發展軌跡。
一、高等教育的振興與學報的恢複和創刊
如果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那麼，1978至1983年間可看作是高校學報的恢複期。
這一時期大致有三個特點：一是高校的恢複與新建，為學報的創刊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二是開展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場偉大的思想運動，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學術界思想漸趨活躍，衝破了許多“禁區”，政治上在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學術界也同時發生著曆史性的變化。這種大背景為學報工作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環境，營造了十分寬鬆和諧的氛圍。三是國家教育部已在武漢召開過高校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因而，這一時期是高校學報發展的一個曆史性轉折。
當時的高校學報，與整個國家形勢和大背景聯係密切。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過程中，剛剛恢複或創刊的高校學報，尤其是一些著名高校學報，大都參與了這場大討論，並以顯著的位置開辟專欄，發表較高水平的文章進行討論、為推動思想理論上的撥亂反正起過重要作用。同時為促進學術研究、繁榮學術交流發揮著重要作用。據宋應離先生編著的《中國大學學報簡史》載，1981年底，全國有高等院校700多所，創辦學報340多種，其中自然科學學報140多種，哲學社會科學學報近200種；國外發行哲學社會科學學報24家。這一時期從高校的層次看，無論綜合性大學，還是師範專科學校，都已經創辦或正在創辦最能代表學校水平的窗口——學報。我所在的固原師範專科學校，屬經濟文化落後的僻遠之地，卻在1980年金秋創辦了《固原師專學報》；1989年經國家出版管理部門批準公開發行，稿源遍及全國高校。由此僻遠學報可見全國高校學報之一斑。
1978年6月，國家教育部不但在武漢召開了全國高校文科學報工作座談會，而且在此次會議上製定出《關於辦好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的意見》的文件。這個文件明確了學報的性質和任務、編輯方針與原則、編輯部建製等問題。現在回頭看，這應該說是高校學報創辦和遵循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在高校學報發展史上有著深遠的曆史意義。我們《固原師專學報》的建製、編輯人員的配備及學報常規工作的開展，就是依著這個文件精神運作的。有了明確的指導思想，再加上空前的熱情和精神，刊物一旦起步，就顯得虎虎有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