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指揮的軍隊通常都會采用縱隊體製，他在戰鬥中幾乎一直都是進攻的一方。
1807年，我在西裏西亞的格洛高發表了一本小冊子——《戰爭藝術一般原則概要》，在這本小冊子中，我建議，在進攻作戰中應該采用正麵為兩個分連組成的營縱隊的線式隊形，也就是說，在向敵人接近的過程中，應該用以營為單位的整體線式隊形或間距為一個分連的線式隊形，在線式隊形前麵應部署數量眾多的狙擊兵，而各縱隊之間應保持必要的距離，這一距離最大可以與縱隊展開的正麵寬度相同，最小也應該與縱隊的正麵相當。
根據我對烏爾姆、奧斯特利茨、耶拿和艾勞等著名戰役的研究和理解，我認為要用一支以縱深為兩三列的展開的線式隊形進攻在陣地中防禦的敵人，即使有實施的可能性，實施起來也肯定是非常困難的。也正是因為堅信這樣的觀點，所以我才堅決地發表了作為《論大規模軍事行動》一書最後一章的這篇《概要》。到目前為止，這本書也隻是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五卷。
在相對長期的過程中，這個小冊子已經在戰略方麵和戰術方麵都引起了巨大反響。
威靈頓正是因為采取了縱深為兩列的展開的線式戰鬥隊形，所以才能夠在西班牙和滑鐵盧的戰鬥中取勝，他所指揮的軍隊中的精銳步兵大多擁有強大的殺傷火力，而這也讓很多人開始懷疑小縱隊作戰的正確性。但是，關於最佳戰鬥部署的爭論，也隻是在1815年後尚布萊侯爵出版了一本小冊子之後才重新展開的。
在這些爭論中，我發現很多卓越的軍事人物都有一種錯誤的甚至是有害的思想：想要把一切作戰體係都歸結為絕對的形式，把所有的可以由指揮官獨立思考的戰術問題統一到一種模式中，而完全忽略地形條件、士氣、民族特點和指揮官的個人軍事才能。我很早就建議，在作戰中尤其是向前
衝擊的作戰中，采取小縱隊的線式隊形，但是我從來沒有妄想把這種隊形
變成唯一的作戰隊形，尤其是在防禦戰中，更是如此。
有兩個重要事件讓我深信我的這種部署建議已經得到了當代最著名的幾位軍隊統帥的肯定和讚同。
第一個重要事件是在1814年末，卡爾大公在維也納的會議上提出了對
我的這一建議的肯定。他當時說非常感謝我能夠在1807年發表《概要》這
篇著作，這篇文章是瓦爾莫德將軍在1808年從瓦爾姆布倫浴場帶到西裏西亞轉交給他的。1809年，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卡爾大公本人還不相信采用我所建議的部署形式可以在戰鬥中取勝。但是在埃斯靈會戰中，卡爾大公的軍隊受到戰場空間的限製而無法施展，他被迫將部分兵力（特別是後備部隊）編成了營縱隊的戰鬥隊形，結果這些部隊在抵禦西班牙胸甲騎兵的猛烈攻擊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卡爾大公本人也承認，如果當初沒有采取展開的線式隊形，那麼那次作戰的勝負還是不可預知的。
在瓦格拉姆會戰中，奧軍的大部分部署，都和在埃斯靈會戰中的部署一樣，而卡爾大公率領的軍隊在經過了兩天的英勇奮戰，付出二萬人的代價之後，退出了戰場。這樣的結果並不是大公的軍隊受到了重創而引起的，而是因為他的左翼被敵軍迂回擊退，他的軍隊向匈牙利的撤退道路受到了威脅。但是卡爾大公確信，部隊之所以能夠表現得如此堅定而沉著，和采用小縱隊和展開的營相混合的戰鬥隊形有分不開的聯係。
而第二個事件隻是從側麵讓一位軍事統帥肯定了我的觀點，這位統帥就是威靈頓。1823年，在維羅納會議上，有人把我引薦給威靈頓公爵，我也因此有機會與他交談，當時，我們主要是就他提出的戰鬥部署方法展開了爭論。威靈頓公爵將自己取得的大部分勝利，都歸功於他的這種部署方法。他說他非常確信法軍采取的有一定深度的縱隊隊形在與一支隊形穩固的步兵部隊作戰的時候是很危險的，因為這支步兵部隊不僅配備了精良的火槍，同時又有炮兵和騎兵的支持，無論是在心理上還是在可觀條件上，這支軍隊都有非常大的優勢。而我則提醒公爵注意區分這種深遠的縱隊與我所建議的小縱隊之間有非常大的差別，我所建議的小縱隊能夠提高作戰的穩定性，同時可以鼓舞軍隊的士氣，保證取勝的快速性。而公爵所采用的重兵縱隊不僅沒有線式隊形的快速性和攻擊力，而且還很容易遭到敵軍火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