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時代不同了，今天的老頭兒再婚、老太太再嫁，都不是什麼稀罕事兒，可是一個年近八十的老頭兒還想娶媳婦兒，總是一件比較難辦的事情。
從情理上說，怡姐姐既然一直沒嫁人，她是我的原配，和她複婚，應該是最佳選擇。但是有兩重障礙。第一，她已經八十三歲了，這個年齡段的人，生活習慣和居住環境最好不要有太大的改變。我到上海去的時候，好幾次都住在她家裏，她晚年的生活習慣改變得太多：早上睡到十點多鍾，夜裏不過十一二點不上床。盡管我在她家做客，這種習慣她也不改。如果複婚，是無法共同生活的。我的生活習慣，依舊和離休前一樣：早上五點一定起床，夜裏一般不過十點鍾，必定上床。何況怡姐姐現在是全家人的“管家婆”，女兒、女婿、外孫女的生活，都要她照料。此外還有一個十八歲就到她家的老保姆，一直沒嫁人。1956年她之所以能夠“脫身”到北京來和我結婚，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貼心的老保姆在照顧她的老父親。這個老保姆在她家幹了一輩子，如今八十四歲了，兩眼全瞎，仍住在她家裏；雖然享受社會低保，一個月有幾百元生活費，但是日常生活、一日三餐，還要她照料。她一走，這個家就等於拆散，無法正常運轉了。第二，1976年初我寫信問她是不是還有複婚的希望，她寫信到我大嫂家，是斬釘截鐵的答複：不可能。這封信，我一直壓在箱底。有一次被娟翻了出來，她看後，半開玩笑地說：如果我死在你前頭，你娶誰我都沒意見，就是反對大永的媽回來······說這話的時候，小吳永就在旁邊。我當然說：總是我走在她前頭，這樣的事情，永遠不會發生的。即便真的發生了，我也不會這樣做。沒想到，一語成讖。盡管是一句笑話，但是我答應過的事情，絕不食言。
其次，琴的丈夫死了，如果她不再往前走，我倒是能夠容忍她回來的。不管怎麼說，我們終究不是因為感情不合而離婚。她分明是被一個“窮”字給鬧的。是人都怕窮。所以這不是什麼缺點錯誤，可以原諒。當然，那時候，大多數人都很窮，特別是我們勞改隊裏的人。我的老難友張永賢不窮麼？他還有兩個孩子呢!但是他的妻子閻翠蘭能吃苦，大夏天的，在河灘地裏篩沙子賣錢，愣是咬著牙挺過來了。琴沒有她那樣堅強，何況還有肺病，不願意跟我過苦日子，可以理解。用她當時的話來說：“咱們大家都逃一條命”，也還可以算是“正確的選擇”。問題是：她雖然有兩個親生的閨女，卻一個也無法容納她。二永結婚以後，搬出去了，但是隻有一間臥室，房屋狹窄；她的小女兒結婚，她對那個女婿不滿意，堅決反對，當然不可能和這樣的女婿一起生活，所以兩個女兒雖然都結婚了，她的丈夫故去，她卻隻能一個人住在原來的地方，還要給女兒帶孩子。後來她的住房拆遷，拿到三十萬拆遷補償費，幹脆就帶著這三十萬又嫁了一次。對方是個退休的鐵路工人，自己也有好幾個孩子，住房的繼承權歸子女所有，她就隻能依靠這三十萬“借人家的住房”安度晚年了。
這時候我想到了她的五妹。在我的一生中，她五妹是對我最好、也是最敬重我的人，比對她自己的親哥哥還親。琴要和我離婚，她堅決反對，還說過“我看老吳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這樣的話。我們彼此知根知底，性格脾氣都很了解，也合得來，我覺得這就是基礎。五妹已經離婚，和兩個女兒一起過。如果能把五妹娶過來，絕對比找一個陌生人強。我跟二永提出這個看法，不料她堅決反對，還說：“你可別惹她，她現在神經不正常，說翻臉就翻臉，還說世界上的男人沒一個是好東西。”我說：“她可說過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二永說：“那是那會兒，現在可不是那會兒了。不信你試試。”我征求琴的意見，她也說不行。還說：“現在誰都和她過不到一起去。跟我也好幾年不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