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者天，有一天傍晚，我正坐在魯迅文學院的辦公室裏養神，辦公桌上的電話鈴聲急促地響了起來。原來是平凹的電話。他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到北京來出席全國政協會議，住在京豐賓館。看來他由於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而格外興奮（其實，他早就有資格擔當此任了），在電話中，他的高興勁溢於言表，我也很為他高興，並祝賀一番。但他在電話中告訴我，更值得高興的是他九二年冬天在陝北一個農村寫下了一部新的長篇，定名《廢都》，他說自我感覺很好，問我能否先翻一翻。我在電話中告訴他，魯院的教務纏身，恐怕沒有時間先睹為快，隻好出版後再拜讀了。現在想來有點後悔，如果當時接過初稿讀一讀。那空白方格的秘密不就一目了然了嗎？但這後悔是沒有用處的。那一次，終因京豐賓館遠在北京西南郊的豐台，我在東北郊的魯院太遠，又沒能去京豐同平凹聊上一陣。半年後，《廢都》發在《十月》上，也出了書，鬧得沸沸揚揚的，不少報刊向我組稿，我終沒寫上一句關於《廢都》的評論。因為我認為這是一部留下某些缺憾的佳作，評論很不好寫。
九三年之後，平凹又接連出版廣《白夜》、《土門》等長篇小說，又些被樹為作家深人生活的典型到江南去生活了—段時間，關於平凹的種種消息自然不斷地傳到我的耳邊，似我一直沒同平凹有什麼聯係。因為找平凹實在太難，他在西安不僅有好幾窟，而且行蹤有點神秘，可以說居無定所，又有各種傳聞和逸聞，沒什麼非找他不可的事是不費那個勁去找他的。但到了今年（1998年）春天，我在《時代文學》上主持的“名家側影”這個專欄怎麼也該讓平凹出場了，於是在《時代文學》李廣鼐主編的一再催促下，才下決心把平凹找到。先是在北京的友人處打聽到若幹電話，打過去均無人接，後來隻好想到李星，這位老弟已升任《小說評論》主編，但熱情依舊，他果然把秘密的平凹找到。有一個中午，我正在專心致誌地吃午飯，平凹從西安打來了長途電話，聊了近半個小時，答應了交給他的差事。前些天，又是一個中午，我打點行裝準備來濟南，正發愁平凹的稿子沒有收到，恰在此時、郵差緊敲我家防盜門，平凹的“特快專遞”送到了，不僅交了稿，還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稱讚辦“名家側影”這個欄目，說我“熱心主持這個欄目，的確足好點子，我能入您眼中，甚覺榮幸”雲雲。這無疑是給這老牛破車加了一次足油！
陳忠實二三事
我與忠實之間很少交往，更說不上熟悉，這可從他給我的幾封信的信封上把我的名字寫成“何振幫”這一點看出，三個字寫銪了兩個，足見其同我之間的生疏。另一方麵，陝西作家群人才輩出，作品又多，設讀不過來的，除卻他的長篇《白鹿原》外，中篇也隻讀過《初夏》和《藍袍先生》兩篇，更談不上評論他的作品了。《白鹿原》在《當代》上分兩期連載那當兒，有人寫文章準備批它，稿子據說已送到《文藝報》某主編手上，我的老哥兒何啟治曾建議我也寫一篇，我答應過他“後發製人”。但等了多時，未見那篇批判文章出籠，我也就懶得寫了，再後來，《白鹿原》得獎了，媒體熱炒，好評如潮，我就更不想去湊那個熱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