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穩慎，曾國藩極力反對浪戰，極力反對不知敵我、不知深淺的輕浮舉措。他說：“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曆，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不輕言戰，即不打無準備之仗。他稱讚李續賓，說他“用兵得一‘暇’字訣，不特其下日從容整理，即其臨陣，亦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又說：“迪安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曾國藩統兵吉安前線時說：“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曾國藩在金陵前線時，又囑咐說：“總以‘不出場浪戰’五字為主。”曾國藩所說的浪戰，是指勝負不分情況下的戰爭，即或有小勝，或僅小挫，浪戰都會帶來嚴重惡果，士卒不但因浪戰而疲困，且因浪戰而對戰事抱持一種輕率態度。與其如此，不如堅而守之。弁勇身心強健，鬥誌昂揚，一戰可勝。這是戰爭中求勝快與慢的問題，不浪戰，或堅守不戰，似乎勝之甚慢，實際上，養足精力，看準時機，戰而必勝，雖慢實快；否則，欲速則不達。曾國藩穩慎中求進取的戰略，可說是其戰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強調“紮營宜深溝高壘”，主張“守壘安如泰山”，關於進軍，他說：“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敗”，因此須“洗清後路，腳跟已穩而後進”。關於戰役，他主張“宜先守後戰，腳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他常采用圍城打援之法，靜待城中敵人疲弊，然後一戰克之。如攻太湖、攻安慶、攻金陵，均用此法。
從穩慎的觀點出發，曾國藩還提出了“以靜製動”的原則。他認為：“守城尤貴於靜”。他評述雙方將領的特點道：“林啟容之守九江、黃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消寂無聲為貴。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拆列矩。己無聲而後可聽人之聲，己無形而後可伺人之形。”曾國藩圍攻安慶時，曾國藩反複開導他“慎以圖之”，“總作一堅守不戰之計”，“不分心攻城，專主堅守後塗”。為何如此？他的理由是：“賊以積勞之後遠來攻撲，我軍若專守一‘靜’字法，可期方穩。”故圍城者必須“神不外散，力不旁分”。他甚至認為，掛車河一帶的多隆阿部也應作“堅守之計，任賊誘敵搦戰，不與交仗，待其過數日之後，相機打之”。因為援軍“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唯有一‘靜’字可以勝之”。
十八奇正相生
【原文】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呐喊放槍者為客，後呐喊放槍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鬥，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格開而即戳者為主。中間排隊迎敵為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為奇兵：屯宿重兵，堅紮老營與賊相持者為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為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為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為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為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為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為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練兵如八股家之揣摩，隻要有百篇爛熟之文，則布局立意，常有數徑可尋，而腔調亦左右逢源。凡讀文太多，而實無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簡練之營，有純熟之將領。陣法不可貪而無實。
此時自治毫無把握，遽求成效，則氣浮而乏，弟內不可不察。進兵須由自己作主，不可因別人之言而受其牽連。非特進兵為然，即尋常出隊開仗亦不可受其牽製。應戰時，雖他營不願而我營亦必接戰；不應戰時，雖他營催促，我亦且持重不進。若彼此皆牽率出隊，視用兵為應酬之言文，則不複能出奇製勝矣。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術變化；辦事無聲無息，既要精到，又要簡捷。
儉以養廉，直而能耐。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為先之念；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戰陣之事，須半靜半動：動如水，靜如山。
軍事不可無悍鷙之氣，而驕氣即與此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即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尚難養得恰好，況我勇乎？
久戰之道，最忌勢窮力竭四字。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言之，勢則指大局大計及糧餉之接濟，人才之繼否言之。賊以堅忍死拒，我亦當以堅忍勝之。惟有休養士氣，觀釁而動，不必過求速效，徒傷精銳，迨瓜熟蒂落，自可應乎奏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