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司馬遷所說的循吏（即良吏），隻不過就是法立令行，能顧全大局而已。後世專門崇尚仁慈恩惠，或者把施舍小恩小惠的人當作良吏，這就失去良吏的本義。為將之道，也要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為首要任務，而不看重小恩小惠的施予。
方法不難，難的是依法行事。隻要訂立一項法令，一定要實實在在執行，而且必須持之以恒。
九弟臨別，強調駕馭部下應當嚴，理事應當快。我也深知馭軍馭吏，最重要的莫過於嚴。我擔心的隻是自己的見識有限，以致嚴得不合情理，不合法度。
呂蒙殺了用鬥笠遮蓋鎧甲的人，魏絳處死駕車亂於軍的人。古人這樣做難道是為了沽名釣譽嗎？隻是假如不這樣處置，就無法警示部下。
近些年來，我管理部將太寬厚了，又與諸將相隔遙遠，當麵臨危險時，弊端百出。現在我才明白古人所說的“辦事威嚴才能成功，溺愛則會招致失敗；如果威嚴，則人數雖少，也能取勝”的道理，反之，如果光講慈愛，隻會招致失敗。
君主把生殺的大權，交給將帥，好比東家把自己的財產交給店中的夥計。如果保舉將帥過濫，就會不愛惜君主給予的名號和權位。這就好比店中的夥計把財貨賤賣浪費一樣，也是不愛惜東家的財貨。介之推說：“竊取別人的錢財，就稱為盜賊，何況是貪天之功呢？”我則把這句話稍加改變：“竊取別人的財物，尚且被稱為盜賊，何況是假借君主所給的權位、名號，來謀取一己的私恩呢？”我身居高位，卻不能改善此種不良風氣，實在是非常慚愧。
據我觀察，自古以來大亂的時代，必定是先混淆是非，然後政治顛倒，災害也就隨之產生。屈原之所以激憤投江而不後悔，也是因為對當時的是非顛倒感到萬分痛心。所以說：“蘭芷已變得不芳香了。荃蕙竟變成茅草！”又說：“隨時俗而從流，又怎麼能沒有變化呢？”屈原悲傷是非越來越混淆，幾乎到了無法自立的地步。後世如漢、晉、唐、宋的末年，也是因為朝廷先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然後小人才能得誌，使君子有惶惶不安、無所依托之感。由此推想到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也必定因為是非不正，然後才使其政績沒有什麼可值得讚賞的。
賞罰這種事，要看自己權力地位的大小高低，有的行得通，有的行不通。至於維護是非的公正，則是我們大家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就是顧亭林先生所說的匹夫有責。
【心得】
刑罰與獎賞，對任何人都不該有偏私，對於任何人都應公平待之。
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大智大慧的聖人先哲們，早已用他們的表達方式，闡述了類似的思想。雖然孔子“刑不上大夫”的觀點在後代流傳甚廣，但許多軍事家在戰爭中實踐了“賞罰不明，軍威不立”的道理。在現實中，往往是“刑要上大夫”的，就是孔子自己，做了魯國的首席司法官，不也把少正卯處死了嗎？連孔子的學生們也很疑惑，覺得這跟他一貫的主張不合，子貢請教說：“那個少正卯可是魯國大大的名人啊，先生您竟把他給殺了！”可見少正卯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按當時人們的思維，“刑”是“上”不到他身上的。孔子指出少正卯有五種罪惡，而這“五惡”是連盜賊也不會犯的，犯了其中一惡，就該被“君子”殺，少正卯犯了五惡，不可不殺。
有人因此感歎說：“仁人僉士，凡明主能誅之；聞人高士，非大聖人不知其當誅也。”意思是：平常人犯了罪，一般的賢明君主就知道該不該殺；而名人犯了罪，隻有大聖人才能判斷是否該殺。
這種感歎，在今日提倡“法製”的社會似乎不會再發生。因為不管是“名人”、“貴人”、“高人”、“矮人”，在法律的準繩前，是否犯罪？該當何罪？一目了然，昭然若揭。
執行法律，首先要從立法者做起。三國時期諸葛亮錯用馬謖，失了街亭，折了兵馬，諸葛丞相不但將當事人馬謖按軍法處死，還自動申請連降三級。以他開國元勳的老資格，劉阿鬥敬之如父，本不願批準降級，但諸葛亮硬是堅持降了自己三級。固然現在大多數的“官”是好的，但的確存在一部分拚命撈“實惠”的貪官汙吏，他們當領導者，不要說沒有直接責任，就是自己捅了漏子，也絕不承認；不要說像諸葛丞相一樣自動請罪，就是像馬謖一樣甘心老老實實受罰，也難以做到。相比之下，馬謖隻不過“空談誤國”，是戰鬥經驗不足的問題，但究竟是一名戰士，誤事之後又毫不推諉，引頸受刑，何等大氣，何等磊落！而某些人雖不是犯錯的戰士，卻是損公肥私的“蛀蟲”，被揪出來後，又軟又滑，企圖“滑”將過去，其嘴臉不是令人覺得厭惡嗎？
治軍要賞罰分明，加強對軍隊的約束。在這方麵，曾國藩可謂六親不認，如湘軍初建時，紀律渙散，尤其是靖港之敗，湘勇大批潰敵，即使在湘潭之役中獲得勝利的水陸勇也到處搶劫，攜私潛逃。曾國藩對這點看得很清楚。因此，他自嶽州、靖港、湘潭之役後，立即著手整頓湘軍，凡潰散之勇不再收回，潰散營哨的營官哨長也一律裁去不用，連自己的弟弟也在被裁撤之列。經過整頓，水陸各勇僅留5000多人。
湘軍經過這次的整頓之後，更加兵精械足，“規模重整，軍容複壯”，水陸兩師達二萬之眾。
當時湘軍中，以治軍嚴明著稱的彭玉麟，可以說是得曾國藩峻法之真傳，以致於民間有“彭打鐵”之雅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