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說，曹丕的時代是一個“文學的自覺”的時代，我要說，王羲之、戴逵和顧愷之的時代，是一個“藝術的自覺”的時代。有沒有“藝術的自覺”，是匠人和藝術家的本質區別。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說：“藝術不是技藝，它是藝術家體驗了的感情的傳達。”藝術之風是魏晉風俗中至今仍在影響我們生活的一種風氣。它讓我們思考，什麼樣的人生才是值得一過的，什麼樣的生活，才是幸福指數較高的。
詩意地棲居
當代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生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這段話被我稱為“五最二極論”。哪“五最”呢？最混亂、最苦痛、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最富有藝術精神。哪“二極”呢？極自由、極解放。這七個評價裏頭，消極的評價有兩個：最混亂、最苦痛；這是那個亂世的真實寫照。積極的評價有五個：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最富有藝術精神、極自由、極解放。這段話看似矛盾，但是，矛盾中又蘊含著高度的統一，高度的和諧。
如果說魏晉名士的清談之風體現了他們的“最富於智慧”，那麼，藝術之風則體現了他們的“最濃於熱情”。特別是“藝術精神”這個說法，真把魏晉時代的時代精神一語道破了。所謂藝術精神，我的理解，就是將生活藝術化，精致化，優雅化，追求自我的超越、靈魂的自由、人格的完美的一種審美式的精神狀態。沒有這種藝術精神，讓我們心向神往的“魏晉風度”是不可想象的。
記得有一次，我和一位老先生聊魏晉人物，他說了一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話：“我們現在生活是好了，可為什麼越來越不會活了呢？”這話讓我琢磨了好久。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因為要說怎麼活著才叫好，我自己也常常困惑著呢。不過，我想起了英國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雙城記》開頭的一段著名的箴言：
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壞的日子；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麵前好象樣樣都有，但又像一無所有；我們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有可能很快就要入地獄！
這是十九世紀的時代焦慮，但是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又何嚐沒有呢？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名句：“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他的意思是，作為天地之子、自然之子、萬物之靈長的人，原本應該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之上的。但事實卻常常並非如此。人性是有弱點的，人生也往往殘缺，生命的過程，常常是一個美的不斷流失和稀釋的悲劇過程，所以，現實和理想的差距常常讓我們感到“生活在別處”，觸目皆是缺憾。毋庸諱言的是，人不僅是肉體的存在，人還是精神的存在。追求生命的意義，精神的愉悅和價值的實現，從來都是人的與生俱來的宿命。正如一首詩的詩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生活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21世紀，我們最缺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呢？在我看來，我們不缺實幹精神，不缺進取精神，不缺科學精神，尤其不缺少技術精神，而唯獨缺少一種能夠讓心靈飛翔的藝術精神，缺少一種可以讓我們如癡如醉的溫馨的詩意。
也許有人會說，魏晉風度本質上還是一種貴族精神，凡夫俗子如何企及？這話確有道理。但是，我以為，貴族的“貴”，不一定就是富貴的“貴”，權貴的“貴”，也可以理解為高貴的“貴”，尊貴的“貴”。物質上的貴族我們也許做不到，但在精神上保留自我的人格和尊嚴還是可以的。有了這種尊嚴，乞丐就可以對著國王說：“對不起，請別擋住了我的陽光。”
對於21世紀的我們來講，有一種精神是可以和貴族精神“接軌”的，那就是現代社會的公民精神。公民精神的含義並不簡單，但是，諸如自由的追求、民主的訴求、平等的理念、權利的維護和尊嚴的體現，恐怕都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
至於如何在生活中尋找到一種詩意，這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還是留給大家各自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