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方麵，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著名的“竹林七賢”。“竹林七賢”分別是：嵇康、阮籍、山濤、劉伶、向秀、阮鹹、王戎。而七賢中，阮籍與劉伶對於中國酒文化貢獻最大。可以說，沒有這兩個人，飲酒之風的價值和意義就要大打折扣。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魏晉傑出的詩人、思想家和音樂家，是當時名士群體中領袖級的人物。《晉書·阮籍傳》裏有一段話，幾乎是了解魏晉之際政治風雲和社會變遷的一把鑰匙：
“籍本有濟世誌，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
就是說，阮籍本來也有濟世安民之誌，但是因為生在魏晉改朝換代的多事之秋，天下變故層出不窮，那些有才華、有誌向的名士很少有能夠保全性命的，於是阮籍就不再參與政事，“以酣飲為常”。一個人天天喝酒醉酒，正是被專製暴政逼出來的一種“變態”，而阮籍不得不把這種“變態”當做“常態”，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天下多故”四字，指的是一係列血雨腥風的政治事變。當時司馬氏集團和曹魏集團爭奪最高統治權的鬥爭，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曹魏集團的軍政大權已經旁落，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三人虎視眈眈地盯著皇帝寶座，黨同伐異，窮凶極惡。一批又一批傾向於曹魏宗室的名士和大臣，先後被殺害，一時間真是萬馬齊喑，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孔子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就是國家政治清明時就出來做官，國家政治黑暗時就把才能收而藏之，退隱保身。阮籍碰上的正是一個“邦無道”的時候，所以他隻好不問政事，天天泡在酒缸裏，喝得昏天黑地。
然而，像阮籍這樣的出身和才華，很難擺脫政治的網羅。司馬氏家族看準了阮籍在名士圈裏是個“大腕兒”級的人物，千方百計拉攏他。萬般無奈，為了保全身家性命，阮籍不得不先後出任司馬氏父子三人的從事中郎。從事中郎是大將軍府所設的一個參謀官。阮籍做這個官，可以說是“在其位不謀其政”，具體事情是不幹的，每天除了喝酒還是喝酒。這要放在今天，說好聽點叫“行政不作為”，說難聽點叫“屍位素餐”。但是知道阮籍的為人的話，你也可以說，這是“非暴力不合作”！
阮籍這樣做，其實也是迫不得已。《論語》裏有句話：“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就是國家有道的時候，你有發揮聰明才智；國家無道的時候就裝傻充愣，難得糊塗。還有一句，是“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國家有道的時候不至於被廢黜，國家無道的時候你又能夠免於刑罰殺戮，保全自己。這兩句話都是孔子誇獎人的，說明這樣的人懂得如何立身處世，明哲保身。阮籍也是深諳此道。他並不是真糊塗，他隻是裝傻，他也不是真狂，他隻是佯狂。所以，雖然他在司馬昭的手下做官，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還是十分謹慎，絕不逾越自己的道德底線。實在不行，他還有一招——就是喝得爛醉如泥。
比如有一次，司馬昭想要為兒子司馬炎娶媳婦，就派人求婚於阮籍。按說，這是攀龍附鳳的事，對於那些名利之徒來說，可能是求之不得的，但阮籍立場非常堅定，堅決不幹這種為虎作倀的事。不過作為司馬昭的下屬，阮籍實在沒法當麵拒絕，怎麼辦呢？隻好求助於酒。於是阮籍就每天喝得醉醺醺的，人事不省，醉的時間估計能申請“吉尼斯紀錄”了，多少天呢？整整六十天！前來提親的人每天都對著一灘爛泥似的阮籍，怎麼開得了口呢？於是這件事終於宣告作廢。
大概是這件事引起了司馬昭的警覺，於是就派了個“思想警察”前去刺探，誰呢？就是那位“偷酒不拜”的鍾會。鍾會確實是個幹特務的好料，但是麵對阮籍，他也沒轍。因為他每次去找阮籍交流“國家大事”，討論人是人非，人家阮籍都是醉眼迷離，一問三不知，抓不到一丁點兒把柄。
在阮籍這裏，酒的功能和作用被大大拓展了，既不是為了享樂，也不僅是為了解憂，更不是為了成禮，那都太小兒科了。酒，就是阮籍的“保護傘”、“避雷針”、“擋箭牌”和“煙幕彈”。正是靠了酒，阮籍總算沒有身首異處，死於非命。
說穿了，阮籍喝酒的真實動機，就是為了保身避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