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紹諸葛亮和劉備隆中對策的時候，我們有必要介紹諸葛亮受顧前的社會背景，這就需要從東漢末年說起。
諸葛亮在其《出師表》中說：“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東漢末年桓、靈之時，政治腐敗，經濟衰微，宦官外戚相爭，此消彼長，社會已走向戰亂。《三國演義》開篇雲：“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必分是由治到亂。我們議論的封建社會，遠在漢代，宦官與外戚之爭，根本原因固然不能說是由治到亂引起的，也不是因為官製分工的改變。封建社會或帶封建特點的社會，治久必亂乃是其不可改易的本性。封建社會之治主要在於君明臣良，皇帝開明（封建叫聖明），大臣賢良，他們都體恤老百姓，辦事公平公正。他們能立法公平，執法嚴明，於是國得以治。曆史實踐表明，這種局麵不可能經久不衰，君昏臣佞之世必然要出現，這是在君臣的主觀劣根性之外，還有客觀上的不可避免性（如皇帝接班人確立所受的各種製約，但又具有一定的隨意性等）。君昏與臣佞，咎在君昏。昏憒之君往往荒淫無道，他需要順從的奸佞之臣，隻有奸佞的小人才能迎合昏君而為非作歹。東漢桓、靈之世就是這樣的君臣攪亂之世，必然醞釀著官逼民反的形勢。
在政治上，從上到下黑暗腐敗，從皇帝起，大官大貪，小官小貪。東漢之取士，在於地方官吏保舉孝廉、茂才。多數地方官吏所保舉的孝廉、茂才，與官宦或外戚不無關係，上下狼狽，他們在貪汙斂財和欺壓百姓上，是相當一致的。又因為在東漢後期，接連對外動武（如征討西羌和匈奴），加上皇宮的窮奢極侈，皇親國戚、大小官員的花天酒地、荒淫糜爛，哪一項不是最後都由百姓負擔的呢？經濟上的大量開銷，早已使國庫入不敷出。於是朝廷便賣官鬻爵，政治上再加一層的腐敗。這已經讓百姓喘不過氣來了，偏偏再加上水旱蝗災和地震之禍，真是天怒人怨，百姓揭竿而起，實在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史書上所謂“黃巾造反”，今日稱之為“黃巾起義”，便在漢靈帝中平元年（184）轟轟烈烈地爆發了。
人禍和天災逼得人民造反。造反的人認為劉漢朝廷所代表的蒼天該更換了，要改換為黃天，這就是“黃巾造反”或“黃巾起義”。當初冀州的巨鹿郡人張角、張寶和張梁兄弟三人（他們的家鄉在今河北省平鄉），以傳授“太平道”，廣收徒眾；以畫符念咒和潑水來治病，大眾信而神化之。他們分頭派人到冀州郡活動，發展徒眾。十餘年裏，擴大了的徒眾有三四十萬，遍及當時的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這八州地盤大致相當於現在河北、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湖北、湖南等剩“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即他們把三四十萬人，分成三十六個部分，相當於今之師旅之類；每部有其統帥。他們甚至把勢力擴展到皇宮，中常侍（宦官職稱）封謂和徐奉也加入其中，願作內應。
張角自稱天公將軍，封其弟張寶和張梁分別任地公將軍和人公將軍。預定在光始七年，即中平元年（184）三月初五日，在各地同時起義，每個人頭上包裹黃巾，統治者誣為“黃巾賊”。由於有叛徒告密，致使洛陽地區的統帥馬元義和宮內外上千人遭到捕殺，張角決定提前在二月內舉事，緊張而迅速地通知各地行動起來。與此同時，東漢朝廷也緊張地動員起來，派兵鎮壓。
黃巾起事後，聲勢浩大，參加黃巾軍的人數如滾雪球，愈來愈多。他們所到之處，燒衙門，殺官吏。因為人多勢眾，也沒有什麼地方官吏能夠或敢於抵抗，隻有逃亡或者投降，短短的十多天，“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東漢朝廷這一邊，本來政治已十分腐朽，經濟瀕危，外戚宦官彼此爭權，殺戮頻仍，正直敢言之士遭到迫害。此時，在黃巾起義的巨大威脅下，統治者內部的諸多矛盾暫時緩和，他們聯合起來，鎮壓黃巾起義。洛陽朝廷派北中郎將盧植前往冀州（今河北省），派左中郎將皇甫嵩和右中郎將朱俊到豫州（今河南省）。 畢竟農民軍缺乏軍事戰略家，盧植先圍困張角於廣宗（今河北省威縣），後來皇甫嵩又把張梁消滅了，張角此時已病故。張寶也被皇甫嵩派軍消滅於下陽曲（今河北省晉縣境內），殺戮起義軍十幾萬人。皇甫嵩和朱俊在豫州潁川郡（治所在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把已發展壯大的另一部分黃巾軍用火攻打敗，也殺戮了數萬人。
聲勢浩大的黃巾起義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基本上被鎮壓了下去，雖然以後仍有其餘部在活動，但已不起大的作用了。
黃巾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但東漢王朝就此走向了衰亡。在封建社會時期，農民起義是在官逼民反的客觀條件下必然出現的事，但其結果，不外乎被殘酷地鎮壓下去；即使能成功者，首領做了皇帝，也是再度經曆鎮壓人民，專製腐化，乃至再度激起農民起義，這已為曆史實踐所證實。黃巾、黃巢屬於前者，劉邦、朱元璋屬於後者。這是客觀規律。我們評論他們的優劣，仍看他們是否賢德，對老百姓是否施仁政，辦事是否公平、公正，依法而行，等等。在曆史上少數仁君雖有善可陳，但確實不多。黃巾首領為農民，他們缺乏有頭腦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不能解決當時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種種弊端，也不能保證在戰略上戰勝敵人，並鞏固成果，他們的失敗也在情理之中。可是話說回來，如果他們勝利了，誰能保證，他們不是新一代的專製皇帝和殘酷統治人民的專製暴君呢？
在黃巾起義過程中，地方官僚與豪強為了抵抗與鎮壓黃巾軍，便召兵買馬，修築城塢，搶占郡縣，割據一方。漢靈帝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製，任命親信或宗室為州牧，掌管一州的軍政大權。州牧有了名正言順的大權，也就更方便地“跨州連郡”，對中央陽奉陰違。這都為後來的軍閥混戰作了準備。另外，在黃巾起義被鎮壓下去後，皇帝的外戚與宦官之爭再起。之後，漢室也就名存實亡了。由於我們在下文中要經常提到州郡和其官職的概念，先在此解釋一下。東漢時期全國分為十二個州和一個司隸校尉部。每個州包括若幹個郡，每個郡有若幹縣。州原設刺史，監督郡以下的官員，並無實權。後來設州牧，州牧掌管一州的軍政大權，就是個實權之位了。郡設太守，太守掌管全郡的軍政，是實權官職。至於縣，可設縣令或知縣，視其大小而定。
漢靈帝劉宏，本是個昏庸之君，他寵信宦官，被所謂十常侍（實際為十二人）所包圍。而這十常侍也都非善類，除貪得無厭外，就是挑撥皇帝鎮壓敢言之士。靈帝死於中平六年（189），尚未立太子。皇子中劉辯和劉協非一母所生，靈帝死後，卻是劉辯繼位，年十四歲。其母何太後，臨朝稱製，相當於後來的垂簾聽政。宦官謇碩本來手握重兵，為靈帝親信，此時則麵臨失勢之虞。何太後之兄何進，則以大將軍之職，與太傅何隗進宮參錄尚書事，掌握了實權。何進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逮捕謇碩，並予殺死。隨後把皇子劉協改封為陳留王，並向何太後進言，除掉所有的宦官。為達到這個目的，何進召董卓帶兵進京（洛陽）。董卓絕對是一個陰險殘忍的惡魔，他一來，便成為天下大亂的一個禍根。
宦官們得知，何進要鏟除所有宦官，“中常侍”張讓、段珪等多人先下手為強，把何進殺死在宮內。何進部下吳匡、張璋與虎賁中郎將袁術（中郎將比校尉略高，比將軍職位略低）知道何進為宦官所殺，便率兵殺進宮門。後來中軍校尉袁紹、董卓的弟弟董旻也帶兵入宮。袁紹最恨宦官，他們此時大殺宦官，大大小小的宦官幾乎一個不留。漏網者張讓等人帶著劉辯（少帝）與劉協（陳留王）逃至黃河邊上，被尚書盧植追上，所有逃走的大小宦官在此遭到殺戮或溺水身亡，均未能逃脫覆滅的命運。袁紹誅宦官後，董卓帶兵進洛陽，從此開始胡作非為，迎來了下一輪的軍閥混戰。宦官們過去壞事幹盡，此時遭此大難，也是罪有應得，即使其中有些不那麼壞的小宦官被悉數滅絕，也算是在劫難逃吧！
中國的曆史實踐證明，在天下大亂或即將大亂之際，會出現一些英雄和能人，也會出現奸雄和殘暴的惡魔。董卓屬於後者，如果不能說他是中國曆史上最殘暴的惡魔，至少能說他是曆史上最殘暴的惡魔之一。他軍人出身，在鎮壓黃巾軍、鎮壓涼州（今甘肅、寧夏、青海一帶）地區羌人以及攻打涼州起事（或造反）的韓遂、馬騰的戰事中，董卓基本上無所作為，但一路升官，由中郎將升為將軍，後來做了並州（今山西省）牧，就在此時，何進召他入京。在宦官被誅殺之後，董卓劫持少帝劉辯，時在中平六年（189）。這一年九月，董卓廢少帝劉辯，立陳留王劉協為帝，為漢獻帝，當時劉協九歲。他隨後殺了少帝和何太後，自封為相國，大權在握，控製朝廷，動不動就殺人，朝官沒有敢抗言的。
次年，漢獻帝初平元年（190），勃海郡（治所在浮陽，今河北省滄州東南）太守袁紹等人成立同盟，傳檄天下，討伐董卓，參加者多人，如袁術、橋瑁、張邈等，皆太守刺史等封疆大吏。同時起事討董者，還有曹操、孫堅、劉備等人。以袁紹為盟主的同盟軍兵多將廣，又有名望地位，但是他們缺乏救國的願望，也沒有政治軍事的頭腦和本事；而曹操、孫堅和劉備等人名望和地位不高，兵將也少，雖欲與董卓作戰，尚缺乏客觀的條件。在沒有大戰事的情況下，董卓卻火燒洛陽，挾獻帝西去長安。討董的各路諸侯先後離散，紛紛割據城池，形成此後的軍閥混戰。
在隨後的兩年時間裏，董卓壞事做盡，國人皆曰該殺，但是，靠刀兵相見的討伐，仍難奏效。初平三年（192），司徒王允爭取了董卓親信——大將呂布，矯詔殺了董卓，這就是三國演義“王司徒巧使連環計”一回，所演繹的美人計中，有呂布與貂蟬的故事。董卓該死，而且死有餘辜。董卓一死，士兵、百姓歌舞相慶，因董卓肥胖，人們置撚子在他的肚臍內，以為燭芯，竟亮了一夜。
王允除掉了董卓，立了大功，在司徒之外，錄尚書事，掌握實權。呂布封溫侯，握有軍權。此時，鎮壓黃巾的名將皇甫嵩和朱俊等尚在。但王允雖有治平之心，卻無經世之才。呂布乃一有勇無德的大將，皇甫嵩等人都缺兵少將，終於還是沒有能夠撥亂反正。董卓部將李催、郭汜等人造反，殺向長安，呂布抵抗不了，逃出長安，去投奔南陽袁術，參加了隨後的軍閥混戰。可憐王允一家俱被李、郭殺害。
李催、郭汜等人都是殘暴成性，屬於董卓一類。他們除了殺害與王允有關的在消滅董卓事件上有功的人士外，相互之間為了獨攬大權，也爭戰不已，完全不顧老百姓的死活。當然，相互也還要打著漢獻帝這塊招牌。李催把獻帝從宮中搶出來，安頓在自己的軍營中，獻帝希望逃離他們的鉗製，多次要求釋放，興平元年（194），在一些老臣的護衛下，艱苦東行，遷到弘農郡（今河南省靈寶縣境內）。不久李催、郭汜又後悔放走了漢獻帝，決定武力劫回。護侍獻帝的董承、楊奉等人打不過李、郭，找到了強人“白波”（黃巾一類）首領韓暹與李樂等人，打敗了李催和郭汜。獻帝於建安元年（196），遷回洛陽。從此，漢獻帝離開了李催、郭汜的狼窩，又陷入了韓暹等人的熊洞了。就在這一年，已經崛起的曹操做了兗州牧，州轄地大致為今山東省的西南部，治所在昌邑（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曹操打敗了韓暹，迎獻帝去了許縣（今河南省許昌）。曹操有膽量，也有韜略，專製殘暴，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漢獻帝離開了熊洞，又入虎穴。順帶提及，建安二年（197）冬，韓暹在並州被殺，郭汜為部將所殺；次年夏，李催為關中諸將所殺，被夷三族。
早在黃巾失敗之際，很多太守、刺史等封疆大吏都擴大地盤，壯大勢力，不受朝廷節製，但又和朝廷若即若離。反正皇帝已被挾持，不論短時間的董卓、李催和郭汜或韓暹以及較長時間的曹操，皇帝隻能是個傀儡，還需小心謹慎，以免殺身之禍。朝廷的命令（實即挾持者的意思），軍閥們可以有選擇地聽從；而軍閥們的意見，往往也上報朝廷，朝廷同意與否，可以“承製”名義，變為既成事實，尤其在任命大員上，更是如此。曹操勝過袁紹一籌，迎獻帝於許縣，而袁紹卻錯過了這樣的機會。所以，在軍閥的爭戰上，挾天子以令諸侯，曹操也就具有更多優勢。
前麵提到，呂布本是一有勇無謀之人，又無信義可言。他自從與李催、郭汜作戰失敗後，率殘部南下，投靠袁術。後不辭而別，北投袁紹，也不為所容。又經過一係列曲折，投奔剛接替陶謙任徐州牧的劉備。再與袁術勾結，背叛劉備，占領徐州。終於在建安四年（199），為曹操所敗，被殺。這也是《三國演義》“白門樓呂布殞命”（第十九回）所描述的故事。
陶謙似乎沒有野心，他兼俱文武之才，出身孝廉，立有軍功，早在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就做了徐州刺史，後升為徐州牧。董卓廢立專橫之時，他雖然未參加以袁紹為盟主的討董聯軍，卻是站在董卓對立麵的。在董卓被誅以後，支持朱俊，以期複興。初平四年（193），曹操以其父曹嵩過徐州被害為由，率兵攻陶謙，大開殺戒，“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曹操之行為太殘忍、狠毒了，濫殺無辜，無絲毫憐憫心到如此地步，再“雄才大略”，也為世人所不恥，為曆史所不能原諒。興平元年（194），陶謙病危，表薦劉備為徐州牧，也是他看到曹操太殘忍，而劉備則寬宏仁厚的緣故。雖然很快徐州又被呂布攻陷，曹操又殺呂布，占據了徐州，但陶謙不把徐州交給兒子或部將，而堅持讓與劉備，這也是他仁德可貴之處吧！
袁術和袁紹為同父異母兄弟，世代公卿。袁術參加了袁紹為盟主的討董聯軍，當時他已是後將軍了。此後，在孫堅的幫助下，占據了南陽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陽市），劉表為荊州牧，表奏袁術為南陽郡太守。袁術卻鼓動孫堅攻劉表，孫堅被黃祖殺死，袁術離開南陽，北上兗州陳留，又被曹操打敗，逃到揚州的九江郡（治所在今安徽省壽縣）。他實際隻控製了揚州（轄區包括今安徽、江西、浙江省與江蘇省的各一部分）的一小部分。袁術無才無德，又有荒唐的野心，竟在建安二年（197）做起“皇帝”來了。幾乎沒有人支持他，兩年以後，四麵楚歌，嘔血而死，成為曆史上一個可笑又可卑的小人物。
公孫瓚，出生在幽州（今河北省遷安），也出身世家，曾從學盧植，舉孝廉。後在幽州牧劉虞手下做事。幽州轄區包括今河北省中北部與遼寧省中南部，治所在薊縣（今北京市西南）。劉虞是皇族，為人正派，講原則，拒絕袁紹擁立他做皇帝，承認獻帝；對外族主張和撫。中平五年（188），劉虞和公孫瓚打敗了造反的張純，受到朝廷的表彰。這個公孫瓚不僅沒有遠見，而且糊塗，不分善惡，竟在初平四年（193）殺了劉虞，稱霸幽州。但也免不了覆滅命運，在劉虞部將和袁紹軍隊的合攻下，於建安四年（199）被殺死。幽州也就成為袁紹的地盤了。
在諸多割據的軍閥中，袁紹的勢力屬最大。除其累世三公的家世條件外，他本人主盟討董聯軍，又有大將軍職銜，親領冀州牧，實際占有冀、幽、並、青四州，相當於今河北、山西、山東和遼寧省的一部分。曹操占據豫、徐、兗三州，相當於今河南以及山東、江蘇、安徽省的各一部分，兵力與地盤略遜於袁紹，但後來有了獻帝的招牌，多了一些優勢。在改元建安的隨後幾年裏，雙方均蓄勢待發，各自掃蕩自己轄區內的小股異己勢力。曹操會用兵，多謀善斷，且能抓住時機；袁紹多疑寡斷，缺乏英雄氣概，且多次錯過時機。建安五年（200）初，曹操攻打徐州的劉備，袁紹失機，未南下攻操。等曹操打敗劉備（劉備投奔袁紹），袁紹才準備攻打曹操。同年十月，官渡一戰，袁紹大敗。建安七年（202），袁紹病卒，地盤大部分歸屬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