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君臣勵精圖治，以隋為鑒，而不泥古崇古；要求變革，而不保守殘闕；相信進化，而不消極頹廢。”這都是當時的進步思潮。魏征的政論和史論，正是這種思潮的代表。在這種情況下編修的《隋書》，自然是較為優秀的。
《隋書》，魏征主編和監修“多所損落，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征所作”。關於《隋書》的作者，現時一般都題魏征等撰，這不過是以其為代表而已，說“主編和監修”更為確切。參加編寫的有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等人。
魏征，生於公元580年，死於公元643年，是唐代初期著名的史學家和傑出政治家，一生以諍諫垂名後世。少時孤貧落拓，曾出家為道士。隋末參加李密領導的瓦崗軍。李密失敗後降唐，後又被竇建德所俘，任起居舍人。竇建德敗亡以後，魏征到唐朝任太子洗馬，成為唐高祖李淵長子，後被立為皇太子的李建成的心腹。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李建成被殺後，太宗看重魏征才幹，將期擢任諫議大夫，任秘書監、侍中等職。在任職期間，魏征先後向唐太宗陳諫二百餘事，反複以隋之滅亡為鑒戒提醒太宗，強調“君，舟也；人（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魏征還請求太宗居安思危，兼聽廣納，輕徭薄賦，躬行儉約，務使百姓安居樂業。魏征敢於向太宗犯顏直諫，對太宗行動以及所行政策措施有積極有益的影響。魏征死後，太宗曾感歎：“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征所言所書多見《貞觀政要》，且寫有《隋書》序論以及《梁書》、《陳書》、《齊書》總論，主編《群書治要》。
隋朝從隋文帝開皇元年即公元581年建國，到開皇九年即公元589年統一全國，於隋煬帝大業十四年即公元618年為唐所滅亡，總共才三十八年，其中統一全國以後才三十年。《隋書》記載了這三十八年的曆史。
《隋書》共五十五卷，其中本紀五卷，記載了文帝楊堅、煬帝楊廣、恭帝楊侑等三個君主的事情，可說是全書之綱。楊堅在位十四年，楊廣在位十四年，兩人在紀都分為上下兩卷，而楊侑為李淵所立，在位不到一年時間，雖有本紀一卷，其實僅兩頁文字，十分單薄。對於文帝，帝紀評價頗為公正，說：“素無學術，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皆同帝製，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龐廢嫡，托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枝。墳土未幹，子孫繼鐘屠戮，鬆檟列，天下已非隋有。跡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在這裏，既肯定了文帝前期的政績，又從事物的萌芽看到潛在的危機，頗為高見。同時，帝紀還盛讚文帝統一之功，說他“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鹹免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考之前王，足以恭蹤”（《隋書·文帝紀論》，稱隋朝“地廣三伐，威振八紘”（《隋書·文帝紀》下）。隋煬帝是曆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位時遠征異國，大興土木，荒淫殘暴的種種罪行，本紀中均有所記載，魏征的《隋書·煬帝紀》論揭露頗為深刻：“……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擊朔方，三駕遼東，旌旗萬裏，征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轉死溝壑，十八九焉”。同時，關於隋末農民大起義的事跡，在煬帝紀中也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頗顯珍貴。
《隋書》列傳五十卷，記錄了三百多人的曆史情況。但關於農民大起義的史事，隻有李密立傳，其他則散見於《煬帝紀》和其他列傳中。唐初修隋史，多以“隋亡為鑒”，所以對於隋朝統治階級的貪婪殘暴和荒淫無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農民大起義，記載較為詳細，當然其記載也不無對農民軍的誣蔑，這是“敬天畏民”的儒家正宗思想的反映。但列傳記載人物眾多，資料較為豐富。讀李德林、牛弘、魏澹、裴矩、王劭等人的傳記，對了解當時史學發展情況很有幫助，特別是牛弘傳中之《請開獻出之路表》乃是一篇十分重要文章；讀《萬寶常傳》，對了解當時音樂方麵的成就大有裨益；《臨學恭傳》記載了《欹器圖》及《地動儀經》；《何稠傳》記載了綠瓷琉璃、織金錦袍的製造；《陳棱傳》記載了陳棱率兵萬餘出征琉球即今台灣之事。列傳中有十目，個別新目如《誠節傳》，記載劉弘等十七人，多屬表彰他們忠於朝廷寧死不屈，無可取之處。列傳中有的還用對比方法論證史事，有不少辯證法因素，注意到了事物的轉化，如《楊玄感傳》之論就被人稱為“《過秦論》新版”。列傳中有的還斥符瑞、辟佛老，具有無神論思想，如《袁充王劭傳》之論就斥責王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而袁充則“變動星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