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的第三個特色，是評價曆史人物“褒貶允當”。由於範曄撰寫《後漢書》時，與東漢的曆史人物已無直接利害關係，這是他之所以能夠公允評價曆史人物的客觀原因，同時，他的優良的史學品德，也是不可忽視的。在評價曆史人物時，基本上能做到“立論持平，褒貶允當”。特別是與《三國誌》相比較，顯得格外突出。如陳壽在《三國誌》魏紀中，記述曹操事跡時稱“天子以公領冀州牧”、“漢罷三公官置丞相，以公為丞相”。很明顯，陳壽為了維護司馬氏，以魏為正統，替曹操辯護。而範曄在《後漢書》的“獻帝紀”中卻寫為“曹操自領冀州牧”，“曹操自為丞相”。大凡陳壽在《三國誌》中有所回護避諱的事，範曄在《後漢書》大都予以改正，以恢複曆史本來麵貌。範曄之所以這樣寫，自然與《後漢書》成書於《三國誌》百年之後有關，此時，東晉已亡，沒有必要再為魏回護避諱。
應該指出的是，封建史家視帝王將相、傑出人物為曆史的創造者，是為通病。但也因時代不同、遭遇各異，認識也有一些差距。司馬遷居西漢前期，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認識陳涉、項羽的功勞，認為“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天下之端，自涉發難”，“政由羽出，號為霸王”，這裏是把陳、項作為曆史人物來看待。但範曄身處南朝，跟封建社會初期正統觀念尚未確定之時的西漢不大相同，故《後漢書》對赤眉、黃巾起義的述評就與《史記》不同了，把黃巾起義軍斥為“盜賊”，甚至連一篇傳記都未列。清代王鳴盛評論《後漢書》時說：“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鄭玄），褒黨錮則推崇李（膺）杜（密）。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十七史商榷》卷六一《範蔚宗以謀反誅》條）。這也說明範曄還是以世家豪族的政治標準來衡量人物。
《後漢書》的第四個特色，是在行文表述上注重文辭修飾。範曄作史，力主“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他還說“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所以，《後漢書》行文表述文辭十分優美，筆勢縱放娓娓動人。例如在人物形象的刻劃上卻十分成功：“如寫外戚權貴梁冀的專橫、貪贓，都用了犀利的筆觸；寫臧洪意氣慷慨，激動人心；此外寫馮異、陳蕃、蔡文姬、樂羊子妻等，都有壯采奇情。”正因為這樣，《後漢書》中不乏傑出的曆史散文。應該指出，範曄反對當時文風，對作文撰史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說：“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類，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誌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於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嚐為人言，多不能嚐，意或異故也。”範曄在《後漢書·自序》中的這些見解很精采，從文風上抨擊門閥世族的頹廢風尚，提倡生動活潑的文風。範曄對自己的撰述十分重視，認為其序論超越了前代史家，以至在獄中在給其甥侄的信中他還說：“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對於範曄此說以及《自序》，後人多譏為言大而誇，覺得他有些狂妄，其並非不實的自詡之辭，而是範曄所處時代教化使然，合乎情理。至於整理排比史料，創製新編，範曄也表現了非凡的才能。當然，由於書中過份注意文辭修飾，使之列傳有品題晦昧之弊，也有因時代順序和類從撰集的錯縱使人感到有些零亂，對如實反映曆史真相帶來了一些損害，給讀者帶來了一些閱讀上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