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創新之處與篇章結構
在Daniel and Titman(1997)提出特征模型後，不少學者對於美國以外股市進行實證研究。其中Bailey(2003)，吳世農，許年行(2004)分別對我國股市進行研究，兩者結論並不相同，前者認為在1996－2001年內，我國股市服從特征模型。而後者則認為在1995.2－2002.6月，我國股市服從Fama三因素模型。
Bailey(2003)首次對我國股市1996－2001年數據進行研究，采用構造特征均衡組合法，認為發現我國股市數據支持特征模型。吳世農，許年行(2004)的樣本區間為我國滬深兩市1995.2月－2002.6月，同時使用特征均衡組合與三維分組兩種方法進行研究，結果兩種方法均認為我國支持三因素模型，賬麵市值比與規模代表的是風險因素，並認為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我國股市長期存在同漲同跌特征。
與以上兩文不同，本文在如下方麵做出創新：
第一、更加合理的數據區間，本文以1998.1－2007.12月為樣本區間。該樣本區間在數據質量上要高於上兩文，這主要體現在數據區間長度，一致性與完整性方麵。首先在數據區間長度上，國外文獻均表明數據長度對結果有顯著影響，如同樣研究美國股市Daniel and Titman(1997)采用近20年數據與Davis, Fama and French(2000)采用40年數據得出的結論就截然相反。而上述兩文中采用的數據區間僅為6年，對於以月數據為研究對象而言，無疑顯得稍短；其次，上述兩文研究中包含了1996年12月以前的數據，而1996年12月，我國股市設立漲跌停版製度，前後數據在波動性與均值方麵顯然不一致。特別在采用1996年12月以前數據估計事前個股Beta值時，很可能會導致Beta值有偏差，進而影響三維組合的構造；最後，本文的數據期間在完整性方麵也要優於以上兩文，2002年6月僅是我國上一輪熊市的開始，因而上述兩文數據均未能包含一個完整的股市周期，不少文獻均表明規模效應及價值效應在不同市場時期看來存在差異，這無疑也會對結果產生較大的影響。合理的樣本區間不僅能夠使結果更加可靠，同時使得對於收益率協方差進行有效的平穩性分析成為可能。
第二、在按照規模劃分股票組合時，Bailey采用的是總市值，而吳世農采用的是流通市值，而兩者均未比較采用哪個指標可以更準確的捕捉規模效應，本文通過構造特殊組合法比較了兩個指標的優劣，結果顯示，在我國股市流通市值比總市值更好的捕捉了規模效應。
第三、吳世農(2004)在發現我國股市數據服從三因素模型後，認為市場風險過大，導致股票出現同漲同跌現象是接受三因素模型的主要原因。而本文通過進一步的四維分組法，發現在控製市場風險後，仍然接受三因素模型。這說明市場風險過大並非是我國股市數據支持三因素模型的原因，本文認為研究方法自身的局限及數據質量的缺陷很有可能是產生這一結論的主要原因，當然本文也並不排除規模及賬麵市值比的確是代表了兩種風險因素，因而三因素模型才得以成立這一可能性。
本文的主要結構如下：第一部分為引言，第二部分為相關文獻綜述，第三部分介紹研究設計思路及數據來源，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第五部分為本文主要結論。
一、文獻綜述
股票價格的決定從股票出現的第一日起就一直困惑著學術界。股票價格的現有理論通常可以分為理性定價模型與非理性定價模型兩類。然而在深入闡述之前，有必要首先解釋下理性這個詞。股票和其它所有資產一樣其價格最終應該是由未來信息決定的。任何當前的信息其價值均在於它可以影響未來的信息。因而任何非未來信息對股票價格直接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都應被認作非理性定價模型。從投資的過程來看，可以將理性分為三個層次：如果投資者僅對未來信息做反應，可認為服從行為個體反應理性；如果投資者在對未來信息做反應時，不違背效用最大化原則，則服從行為偏好理性；如果最後股票價格不與任何非未來信息相關，則服從經濟結果理性。理性定價模型應該同時包括這三個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