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創新投資體製，發揮全社會創業積極性
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格局和市場體係的逐步形成，無疑激發了廣大群眾創業致富的無窮的主體積極性。但是剛剛富裕起來的浙江百姓卻苦於傳統投資體製排斥、限製民間的束縛。民間資本急於尋找出路，政府卻苦於百業待興而資金短缺。在這一矛盾的推動下，浙江省委、省政府依據培育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精神，大膽改革投資渠道單一的投資體製，在基礎建設領域快速形成投資渠道多元化的格局，為浙江全社會創業鋪平了製度通道。
投資渠道多元化的製度創新，以公路交通建設的投資體製改革為主而覆蓋鐵路、航空、電力、水利等領域。1992年，在黨的十四大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精神鼓舞下，省委、省政府進一步解放思想，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麵更加自覺地引進市場機製，調整投資結構，引導投資向基礎設施傾斜；拓寬思路，多渠道籌集建設資金，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要求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機製，努力提高建設質量和投資效益等政策措施。體製束縛一旦被打破，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無窮創造力便得到極大地迸發。
（一）改革交通投資體製，引導公路建設主體多元化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為改善交通狀況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限於資金窘迫，公路建設一直滯後，公路等級低、路況差，堵車嚴重的現象始終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據統計，在1992年全省公路有大小“卡殼處”164處，紹興柯橋、餘杭臨平、蕭山臨浦大橋、溫州將軍橋四大著名卡口，被來往司機視為畏途。公路“瓶頸”造成的“腸梗阻”，直接影響了全省經濟健康、快速、持續地發展。
為了迅速改變浙江公路交通滯後於經濟發展的現狀，省委、省政府提出公路交通建設要改革單一的隻由政府投資的體製，大膽引進外資，積極調動民資，形成多渠道、多形式籌措資金，建設多種所有製公路的新格局。1992年9月，浙江省第一條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公路正式開工建設。杭甬高速公路是我國第一條建築在沿海水網地帶的高速公路，也是我省首次利用國外金融機構(世界銀行)貸款進行建設和第一次遵循國際慣例進行管理的重大基礎設施。公路全長145公裏，路肩寬26米，雙向4車道，全封閉、全立交，西起杭州東部彭埠鎮，東至寧波大朱家，穿越整個杭紹寧平原，是浙江的一條重要交通大動脈。1995年12月餘杭至上虞段建成並投入運行，1996年12月全線通車，整個工程建設曆時4年。建設杭甬高速公路的多渠道融資改革，為全省建設高等級公路的投資體製的製度創新提供了可貴的經驗示範。
1992年12月，省政府發出《關於加快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通知》，明確提出由地方政府以“自行貸款、自行建設、自行收費、自行還貸”的辦法，提前建設國家和省近期難以安排而在中長期規劃中又必須上馬的交通基礎設施。“四自”辦法的出台，極大地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1993年，全省各地按照市場經濟的思路，廣開資金渠道，通過股份合作、發放債券、銀行貸款、開發地產、社會集資、財政撥一點等各種途徑，落實公路建設資金約16億元，經省政府批準實施的工程共有46項。
紹興組織實施的“南連北建”工程，分為南連和北建兩條複線，是緩解全省四大卡口之一的104國道紹興柯橋段交通緊張狀況的重點工程，也是全省第一個由地方按照“四自”方針建設的公路項目。南連工程在104國道以南紹興縣境內，長35公裏，路基寬12米，路麵寬9米；北建工程在紹興市區以北，長10公裏，路基寬15米，路麵寬12米。自1992年9月，正式開工以來，僅經過1年多時間的建設，到1993年12月即告正式竣工並通車。這樣的建設速度為計劃經濟時代所沒有。為此，省政府專門在紹興召開了全省公路“四自”工程建設現場會，以紹興“南連北建”工程為典型，總結了全省公路建設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生的四大變化：一是建設思路由以往的交通部門獨家辦交通，轉變為各級政府動員和組織社會力量辦交通；二是建設重點由以往的側重縣鄉公路的建設，轉變為注重國道、省道幹線公路的建設；三是資金籌集由以往的等待國家投資，轉變為立足於自力更生，麵向民間，廣開渠道籌資；四是建設機製由以往的單一投入、無償使用，轉變為有償使用、滾動發展。
以股份製形式建造高速公路，是台州人民運用市場機製建設家園的一個創造。改革開放以來，台州經濟得到較快發展，但交通落後的狀況長期來並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變。根據國家興建沿海大通道的規劃，甬台溫高速公路台州段的建設，最早也隻能列入“九五”計劃(1996年以後)。按照慣例，等待國家投資進行建設是一種辦法，而且是一種任何人都不用承擔風險與責任的最保險的辦法，但如此一來，台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速度將被延緩，發展機遇也可能喪失。經過反複研究，台州地委和行署決定摒棄計劃經濟條件下依靠單一的國家投資興建基礎設施的老辦法，而是運用市場機製，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在全省第一個推出了采用股份製形式興建高速公路的全新思路。方案一經推出，立刻贏得了全社會的廣泛支持，在短短1個月時間裏，股份公司籌委會就募集到了2億元股本金。1993年月11月，台州高速公路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此後，公司充分利用股份公司擁有路產和路權的優勢，以收費權抵押或按比例分紅為條件，多方尋找建設資金合作夥伴，以多種方式吸引投資。由於組織者解放思想，不等不靠，主動出擊，台州高速公路的建設資金在短時間內全部得到落實。1994年10月，完成工程項目審批手續的台州高速公路正式開工建設。台州高速公路建設的股份製實踐，為全省以股份製形式建設大型基礎設施項目，開創了一條全新的路子。
積極引進外資，通過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向世界銀行貸款等方式，加快公路交通建設，是浙江省各級交通部門改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體製的又一舉措。1992年，杭州市交通部門與中策集團(控股公司為境外企業)等企業合資，建成了浙江省第一條一級公路——杭(州)富(陽)公路。合作成功後，杭州市交通部門與中策集團又共同組建了中策環通公司，運用外資建設杭州外圍環城公路。1997年5月，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的股票——滬杭甬高速公路H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交易，共籌集到建設資金36.85億元。滬杭甬高速公路H股的成功上市，大大拓寬了浙江公路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渠道，提高了浙江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聲譽，對加快全省高等級公路的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1997年底，經省政府批準建設的公路“四自”工程共有114項，公路全長約2590公裏，總投資約257億元。已累計完成78項，完成投資118.5億元，建成公路裏程1585.4公裏。全省幾個主要的交通卡口已基本打通，交通緊張狀況得到緩解。實踐表明，推行“四自”工程，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快交通建設的新思路，對於迅速緩解全省幹線公路交通緊張狀況，形成以路養路、滾動發展的新機製，促進全省經濟和社會迅速發展，起到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在打通卡口、暢通運輸，緩解“瓶頸”壓力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礎上，從1996年開始，省委、省政府及全省交通部門又組織實施了“三八雙千”工程。即用3年左右的時間，全線拓寬104、330、320、329等主要國道和03省道幹線約1000公裏，形成以杭州為中心輻射至全省各市(地)的一級或二級加寬公路網，並逐步將市(地)至縣(市)之間的公路改造成二級或二級以上公路(個別縣、市除外)，實現基本緩解全省交通運輸緊張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瓶頸”製約；同時，用8年左右的時間，建成滬杭甬、甬台溫、杭金衢、杭寧浙江段等高速公路、汽車專用路約1000公裏，形成各市(地)至杭州的高速公路、汽車專用公路網，到2010年，實現公路交通基本適應浙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三八雙千”工程的實施，標誌著浙江的公路交通建設已從重在打通卡口、緩解“瓶頸”，轉變到建設縱橫交錯、四通八達的公路網上來。2007年，浙江公路總裏程已達36532公裏，高級、次高級路麵鋪裝率為46.5%。在一個陸域麵積不大的小省，如此密集的公路網建設，為浙江經濟的騰飛創造了良好條件。
（二）創新鐵路投資體製，建立鐵路股份公司
在大力改革公路投資體製的同時，浙江省委、省政府還積極尋找鐵路和機場建設投資體製的創新。20世紀80年代，浙江的鐵路隻有滬杭(杭州至嘉興段)、浙贛(杭州至新塘邊段)兩條幹線和蕭甬(杭州至寧波)、杭牛(杭州至牛頭山)、金嶺(金華至嶺後)三條支線，正線營業裏程809.2公裏，其中複線50.9公裏，隻占營業線路的6.2％。不少地方，包括國務院確定的沿海對外開放城市溫州都不通鐵路，直接影響了這些地方的經濟建設和對外開放。除了線路少、運輸裏程短外，站場和客貨運輸設備也嚴重不足，運輸組織工作也跟不上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要求。這使得滬杭、浙贛、蕭甬三線的通過能力十分緊張，托運難、買票難、乘車難等現象日趨嚴重。特別是滬杭線和浙贛線，已成為當時全國鐵路主要卡脖子區段之一。鐵路運輸能力薄弱，通行不暢，已成為浙江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薄弱環節。
為了改變浙江鐵路運輸不適應20世紀90年代地方經濟快速發展需要的落後局麵，省委、省政府在中央鐵道部安排的項目外，還動員全省力量，加強了對地方鐵路的建設。“八五”期間，全省按照“統一規劃，確保重點”的原則，共安排了省重點項目3個，市(地)、縣建設項目1個，重點預備項目1個，總裏程485.13公裏，投資總概算57.23億元。對地方鐵路建設的投資強度、建設速度和工程質量等，都達到了曆史最高水平。特別是建設金溫鐵路，開創了新中國成立後股份製鐵路企業的先河。90年代以後，隨著浙江經濟的快速發展，地方財力和民間資金都比過去大大增加，建設金溫鐵路的條件已日臻成熟。因此，省委、省政府將建設金溫鐵路的計劃再次提上重要日程。經過多次洽談，該工程項目最終確定，由浙江地方政府、鐵道部和香港南懷謹先生三方以股份製形式合作建設與經營。省委、省政府為此將80年代即已成立的金溫鐵路建設總指揮部，改組為浙江金溫鐵道開發有限公司。作為全國第一條由地方政府、鐵道部和香港同胞三方合股修建、經營的地方鐵路，新組建的金溫鐵道開發有限公司掌握對金溫鐵路的投資權和經營權。公司以客貨運需求為核心，全麵導入市場化的運行機製，大大加快了工程建設的速度，並保證了建成後的維護、發展等問題。經過充分準備，1992年12月18日，金溫鐵路正式開工，1997年8月8日，金溫鐵路全線鋪通。它的建成，對於沿線森林、礦產、農副產品、旅遊資源的開發利用，對於推動浙南和浙西南地區經濟發展，加快貧困地區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作為全國第一家規範化的股份製鐵路企業，浙江金溫鐵道開發有限公司的市場運作模式，對於全省各地改革投融資體製，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步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改革空港投資體製，引導民資建機場
多渠道投資體製的創新，還刺激了浙江的民用航空事業的發展。隨著鐵路、公路特別是高速公路建設的突飛猛進，航空運輸市場的供求關係逐漸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導致浙江民航的運輸生產速度增長趨緩；而基礎設施落後、建設資金短缺等問題，又嚴重製約了浙江民航事業的進一步發展。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矛盾，1992年，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機場建設的決定。
1995年9月29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正式批準新建杭州蕭山民用機場。1996年12月，中國民航總局與浙江省政府共同研究了杭州蕭山機場建設的有關問題，簽署了會議紀要。紀要確定：杭州蕭山民用機場實行股份製，由中國民航總局和浙江省政府共同投資、共同建設、共同管理；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規範的杭州蕭山機場有限責任公司，由國家民航總局控股。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下，杭州蕭山民用機場先後完成了選址、土地征用、住戶拆遷等前期準備工作。1997年7月，機場工程建設指揮部正式成立。12月27日破土動工，杭州蕭山機場工程建設正式拉開序幕。
除杭州蕭山機場外，全省各地機場的新建和改擴建工程，也隨著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有計劃地進行著。1991年7月，國務院、中央軍委批準衢州機場正式通航，成為浙江省第六個民用航空港。1992年12月，義烏機場動工擴建，1994年12月，經過竣工驗收後正式複航。機場等級由3C級提高到4C級，從而結束了浙江中西部地區無中型機場的曆史。主要依靠民間資金建設的溫州機場自1990年7月建成通航以來，客流量以平均每年增長40％左右的速度遞增。1994年9月，國務院正式同意開放溫州航空口岸，並決定在機場設立邊防檢查、海關、衛生檢疫、動植物檢疫等機構。1995年8月，溫州航空港通過國家口岸辦的驗收，正式對外開放，成為浙江省繼杭州蕭山機場、寧波櫟社機場開放後第三個對外開放的航空口岸。為發展舟山特別是普陀山的旅遊事業，1992年由舟山當地政府籌資投資3.6億元、占地3000餘畝，飛行區等級為3C級的朱家尖機場動工興建；1997年8月，正式建成通航。它的建成通航，大大改善了舟山地區的交通運輸條件，促進了舟山群島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社會尤其是旅遊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到1997年底，浙江民航共開通航線149條，在飛航線118條，通航裏程15萬多公裏。初步形成以杭州為中心，連接省內6個民用機場，輻射全國45個大中城市和香港、澳門地區，以及新加坡等地的航空網絡。各機場的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綜合保障能力不斷提高。
（四）創新水利體製，推動全社會興修水利
水利建設是另一個因投資體製的製度創新而受惠的重大領域。新中國成立以後，經過全省人民的艱苦奮鬥，浙江的水利事業有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浙江已建成水庫3600多座，整修水閘2500多座、江堤海塘6400多公裏，還整修了數以萬計的其他小型水利工程，初步形成了防洪、灌溉、供水、發電、航運等水利工程體係，對減輕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保障農業生產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從總體上說，浙江的水利建設仍然跟不上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全省江河湖海和城鎮的防洪標準普遍低於國家規定的標準，幾條主要江河沿岸的城鎮中，有一半以上防洪抗洪能力隻具備5～10年一遇的水平，全省有75％的耕地、79％的人口、90％左右的工業企業和城鎮設施，處在江河洪水和海水高潮位的威脅之下。但是另一方麵，由於降雨量在地域和季節分布上的不均勻，全省又麵臨水資源短缺的困擾。由於水利設施簡陋，水資源的利用率低，而城市工業用水和居民用水卻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因水汙染造成的城市水源緊缺，更是給一些城市的生產、生活帶來嚴重影響。由於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薄弱，全省約有300萬畝農田缺少灌溉設施，豐歉在天；連晴五六十天，就會有近千萬畝農田受旱。因此，沿海地區的台風，平原地區的洪澇，丘陵山區的山洪和幹旱，幾乎每年都給浙江的經濟、社會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很大的損失。所有這些問題，最終都影響著浙江的現代化進程。
麵對洪澇災害的嚴重破壞，全省幹部群眾痛感興修水利的重要性，決心以全社會力量大辦水利。1996年8月，省委、省政府提出改革現行的水利投資體製和管理體製，運用市場機製，把水資源的使用從無償變為有償，調動社會各方興修水利的積極性；鼓勵單位、個人和外商根據水庫建設規劃的要求，采取獨資、合資、股份合作等多種形式，由項目法人自行籌資、自行建設、自行收費、自行管理、自行還貸，投資興辦“五自”水庫工程，並從水價政策和電價政策上支持“五自”水庫工程的建設。參見1996年浙江省政府《關於實施“五自”水庫工程，加快發展水利供水事業的通知》。1997年8月，省政府發出《浙江省水利建設基金籌集和使用管理實施辦法》，對水利建設基金的籌集渠道、辦法以及管理和使用，進一步作了規範。
在省委、省政府的政策導向下，全省各地以太湖治理、“三江”(錢塘江、曹娥江、浦陽江)治理和浙東標準海塘建設為重點，通過多渠道籌集建設資金，加大對水利建設的投入力度。水利建設的進度和質量不斷提高。由中央確定的治理太湖流域的10大骨幹工程，在浙江境內就有6項工程。這些工程從1991年10月起，已先後開工建設。經過改革投資體製，加大投資力度，工程進展順利。到1997年，太湖環湖大堤全線護坡基本完成，太浦河蘆墟樞紐工程、太湖南排工程下河閘站施工等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對錢塘江的治理也進入一個新階段。錢塘江中上遊“三江”標準堤完成115公裏，超額完成15％。1996年5月，省委、省政府召開了錢塘江河口整治及標準海塘建設項目論證會，會議強調了加強錢塘江河口北岸險段標準塘建設的緊迫性，省政府決定每年從省財政中撥出2000萬元用於海塘維修。8月，國務院正式批準錢塘江河口北岸標準海塘工程立項，並同意補助建設資金2億元。12月，錢塘江河口北岸標準海塘300米試驗段正式開工。到1997年底，300米試驗段標準海塘全部建成，並開始延伸段2.5公裏的施工。1997年11月，省政府又發出《關於動員全社會力量建設高標準海塘的通知》，要求沿海各地采取省裏補一部分、地方各級財政拿一部分、運用多種辦法籌一部分、發動人民群眾捐一部分的辦法，以多渠道籌集資金，決心用三四年的時間，把浙江東部沿海防禦海潮能力偏低的近1000公裏海塘全部建成高標準海塘。為此，省財政落實了每年2億元的補助資金，為每公裏標準海塘建設補助100萬元。這一辦法，得到了沿海各地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響應。
經過改革投資體製和引入市場機製，全省水利戰線喜訊頻傳。1996年9月，全省改革開放以來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文成縣珊溪水利樞紐工程前期工程動工興建。該工程由珊溪水庫和趙山渡引水工程兩部分組成，總投資達43.49億元，建設工期5年。珊溪水庫設計正常蓄水位142米，總庫容18.17億立方米，總裝機20萬千瓦，年發電量可達3.55億度。珊溪水利樞紐工程集灌溉、供水、發電、防洪於一體，是全省第一個由亞洲開發銀行提供貸款的工程項目，也是率先引入市場機製以股份製形式籌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工程建成後，可使飛雲江下遊沿岸城鎮和農田的防洪標準提高到20年一遇，並新增和改善灌溉麵積近百萬畝，提供生產和生活用水12億立方米。通過庫區移民，還將帶動文成、泰順兩縣近4萬名山區農民脫貧致富。1997年11月1日，珊溪水利樞紐工程成功截流。1997年12月，位於甌江幹流龍泉溪的玉溪水利樞紐工程並網發電，這是全省第一個實行業主法人負責製、工程項目全麵監理製並利用外資建設的股份製水電工程。同月，全省第一個建成的“五自”水庫——義烏市八都水庫下閘蓄水。隨著水利改革的深入進行，浙江的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新氣象。
在加大對骨幹水利工程基本建設投資的同時，全省群眾性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也掀起了新高潮。1995年，省委、省政府在溫州召開全省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會議，就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進行動員部署。會後全省74個市(地)、縣成立或調整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領導小組，64個市(地)、縣政府發出了關於加強農田水利建設的通知或決定。各地大力貫徹會議精神，普遍開展了河道“三清”(清淤、清草、清障)，全麵修複了水毀工程，認真抓好城鎮防洪體係和灌區渠係、泵站配套改造，積極進行小流域治理和標準農田水利示範園的試點，使全省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概而言之，從1993年到1997年，浙江通過改革投資體製，積極培育多元化的投資主體，運用發行股票、債券等方式籌集建設資金，使民間資金充裕的優勢得以發揮，基本建設資金短缺的矛盾得以緩解。全省用於交通、能源、通信、水利和市政公用設施建設的投資累計達到1070億元。5年中，建成了杭甬高速公路、金溫鐵路、朱家尖機場、北侖港20萬噸級礦石碼頭、台州電廠四期、秦山核電一期、烏溪江引水工程、SDH光纜網等一大批基礎設施項目。全省新增公路4102公裏，鐵路新線和複線491公裏，民航航線64條，萬噸級深水泊位12個，發電裝機容量684萬千瓦，110千伏以上輸電線路3752公裏，程控電話交換機578萬門，水庫蓄水容積量7億立方米，城鎮日供水能力396萬噸。通信發展位居全國前列，交通不暢和能源緊缺的矛盾得到初步緩解。基礎設施條件的明顯改善，為全省經濟與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
三、健全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
安全、秩序和民生是人首要的亦是最基本的需要和權益，更是人們發揮主體性的基本條件，不能想象在一個沒有安全與失序的環境下，能有人的普遍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性可言。改革開放30年來，浙江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實與浙江地方黨著力健全各項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的政策導向和製度供給密不可分。
（一）加強立法，構建法律秩序
粉碎“四人幫”之後，浙江與全國一樣，首先麵臨的重大問題，就是恢複法製，重建社會各項秩序。在省委和省人大黨組的指導下，開始加強地方立法，從1979年到1984年是在實踐中摸索的階段，不過在這一階段立法數量還比較少，涉及的內容還比較窄，規範性也還不強。從1985年到1991年，全省地方立法工作進入逐步成熟的階段，7年來共製定和批準50多部地方性法規。立法涉及的範圍也越來越廣，其中經濟類法規占到全省製定的地方性法規總數的50％以上。這些法規，有的是為了規範市場主體和市場經營行為，有的是為了健全社會保障，有的是用於環境保護。同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製建設方麵的立法也得到加強。圍繞促進教育科技文化事業的發展，圍繞加強社會治安管理和加強基層政權建設，製定了一批迫切需要的法規。這一時期，根據1986年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的授權，杭州、寧波作為省會城市和較大的市，也開始製定地方性法規，使浙江省的地方立法工作日趨加強和規範。
1985年2月，為了有效地控製人口增長，省六屆人大常委會正式頒布實施了《浙江省計劃生育條例》。該《條例》的試行草案頒布於1982年3月，經過3年的實踐，這次正式頒布時，根據新情況，又作了必要的修改。為促進地方立法工作的製度化和規範化，同年8月，省六屆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總結了曆年來浙江省製定地方性法規的經驗，審議通過了《關於製定地方性法規的程序的規定》。《規定》對法規議案的提出、法規草案的審議、法規的正式通過、公布、備案和修訂等，都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從而使立法工作做到規範、嚴謹，有法可依。浙江人多地少，人口增長與可用土地資源較少的矛盾曆來比較突出，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各地興起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又出現亂占耕地的嚴重情況，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矛盾。對此，1987年1月，省六屆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浙江省土地管理法實施辦法》，對全省土地征用和保護等問題以法律的形式進行了規範。以後，省人大常委會又相繼出台了《浙江省基本農田保護條例》、《浙江省蔬菜基地建設保護條例》等法規，使對土地資源的保護和利用逐步形成一個法律體係。為促進技術市場的健康發展，同年12月，省六屆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又通過了《浙江省技術市場管理條例》、《浙江省農業技術推廣暫行條例》。此外，省人大常委會和省政府還就教育、科技、郵電通信、交通、市場、礦產、建築等方麵，進行了立法或製定了行政性規章。1987年，省人大和省政府製定頒發的地方性法規和行政性規章共有29個。這些法規、規章，立足於浙江省省情，符合客觀實際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為保證國家和省製定的法律、法規得到有效的執行，從1985年開始，省人大常委會建立了定期聽取和檢查法律法規執行情況報告的製度，並以執法檢查的形式進行執法監督。1987年12月22日，省委批轉省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關於全省執法檢查工作的報告》，指出開展全省執法檢查工作，對全省法製建設是一個很大的推動；要求各級黨委結合執法檢查，把法製建設與改革、開放、搞活一致起來，與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一致起來，與端正黨風一致起來；要運用執法檢查中查出的典型案例，深入開展法製宣傳教育，使黨員、幹部不斷增強法製觀念，養成依法辦事的習慣。在省委的支持下，1988年上半年，省人大常委會在全省開展了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執行情況的檢查，督促省政府和各級政府解決了一批經濟合同和涉外經濟合同糾紛，還查處了一批違法案件，全省共收回逾期應收款27億元。
隨著行政法製建設的不斷健全，尤其是在《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等法律陸續頒布實施後，浙江各級行政執法機關加強自身建設，使行政執法活動逐步走向規範。市(地)一級政府多數規定了規範性文件的製定程序，即文件起草後，須由市(地)政府的法製局審核、經政府常務會議討論後，再以政府令的形式向社會公開發布，以增加政府行政的透明度，便於群眾了解和監督。縣一級政府製定規範性文件，也逐步實行了由法製機構先行審核的製度，以從源頭上防止和避免違法執法。
為進一步增強人們的法製觀念，保證法律、法規的貫徹實施，省委、省人大常委會和省政府加大了法製宣傳教育工作的力度。1985年1月25日，經省委同意，省委辦公廳轉發了省委政法委等14個單位《關於加強法製宣傳教育及普及法律常識的報告》，要求各級黨委加強領導，認真組織，力爭在1990年以前在全省幹部群眾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2月4日，省六屆人大常委會第11次會議作出了《關於加強法製宣傳教育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批準省政府提出的從1985年開始，用5年左右的時間，在全省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識。當年10月，省委召開全省法製宣傳教育工作會議，對普法教育進行部署。11月，省委同意建立“浙江省普及法律常識教育聯席會議”，由省委副書記陳法文任召集人，下設辦公室，具體指導全省普法教育。11月12日，在省委書記王芳帶領下，省各大班子成員及省直屬各單位負責人共500餘人，聽了“一五”規劃“一五”規劃：指1986—1990年公民法製宣傳教育第一個五年規劃。期間普法第一課。12月11日，省委、省政府又正式印發了《浙江省普及法律常識教育的五年規劃》，要求各地各部門認真貫徹執行。此後，一個學法律、講法律、用法律的熱潮，首先在各級黨政機關、各級領導幹部中掀起。為促進學習，有關部門還組織了考核驗收。據統計，“一五”普法教育期間，全省共有2588萬名幹部、職工、城鎮居民、農(漁)民及個體從業人員參加了普法學習，占普法教育對象總數的92.34％，經考核，合格率達到國家和省規定的標準。
（二）重建政黨製度，恢複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
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浙江自改革開放初就恢複、建立和健全了各民主黨派組織。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全麵展開後，省委和各級黨委又從多方麵加強與各民主黨派的合作關係，使新中國的這一基本政治製度不斷發展和完善。
1986年9月，省委發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級黨委認真學習《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新時期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任務的報告〉的通知》，在黨內進行一次統戰政策的學習和教育，黨委主要負責同誌要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知名人士交朋友。9月27日，省委邀請省級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知名人士召開座談會，通報了省委學習貫徹中央《通知》的具體部署和措施，並征求了意見。根據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浙江省各級黨委也都製定了相應的製度，通過各種座談會、協商會，及時向民主黨派人士通報有關重要情況和進行重大事項的協商，廣泛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同時，各民主黨派通過政協提案、調查報告等形式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進一步受到黨委、政府的重視，不少意見和建議被采納。民盟浙江省委關於知識分子情況的調查報告，還得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的複函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