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事，陶園林費了幾年的周折，也沒尋找到哥哥的準確下落。是他親自把負傷的哥哥背到師野戰醫院後分手的。奇怪的是，這麼個大活人就從世界上消失了，消失得很徹底。不但遺體找不到，連各類死亡名冊中也找不到。令陶園林和陶園旺的父親傷心的是：找不到下落，部隊就不能給開出烈士死亡證明書，而沒有部隊的烈士死亡證明書，陶園旺就不是名正言順的烈士，就不能享受烈士待遇，隻能當作失蹤人員……
陶園旺的父親在各級報紙上登“尋人啟事”，甚至在一九五四年登了《人民日報》，又和民政局的人屢次到部隊尋找，還是沒有下落。據陶園林說，“一直拖到一九五八年，團政治處才給開了個座談會，找了七八個陶園旺的戰友和領導，地方民政局的人也參加，把這件事才算解決了。座談會上，大家一致認為陶園旺肯定死了。被俘的可能性沒有，死在醫院應該有下落，就是轉到別的民主國家（如蘇聯、東歐各國）治療，也該回來了，或者應該有信……最後大家認定：陶園旺是在醫院轉移途中被炸死的，連抬擔架的人一同被炸死了。加上醫院都是臨時性的，所以無法找到下落。這樣，團政治處上報師政治部，同意這個結論。然後，部隊才給地方政府發函，也給陶園旺家寄了一張烈士死亡證明書，並一次性發給一百八十元撫恤金……”
對烈士陶園旺的家人和他的叔伯弟弟陶園林來說，上甘嶺這一仗是在一九五八年結束的。
在穀山休整地，陶園林所在連隊的指導員劉懷珍開始接待了第一批來訪的報社記者。他除了詳盡介紹了朱有光、王萬成等英雄的動人事跡，還順便談出自己在上甘嶺戰鬥中總結出的防炮彈和子彈的經驗。他說：“聽到‘嗚兒嗚兒’聲音發尖的響聲，這是遠炮，你可以不理它；但是，聽到‘呼——噗’一下過來，帶著風聲的響音，這準是近彈，你得趕緊臥倒隱蔽……子彈的聲音更好區別：像那些‘吱兒吱兒’的子彈聲，隻要你聽見，說明子彈早飛過去了。凡是打到你身上和近旁的子彈，你根本聽不見聲音……”
讓記者為之感歎的倒不是劉懷珍介紹的防炮彈和子彈的經驗，而是他最後補充的一句話：“實說吧，能搞清楚各種炮彈、子彈聲音而又能活下來的人，不多；在上甘嶺，好多新兵糊裏糊塗就送了命……”
山西昔陽入伍的一九三八年的老兵——九十三團一營營長趙疇海，戰後多少嚐到了一點兒分發戰利品的喜悅：臨下陣地前，團參謀長趙文哲給趙疇海打電話，要他從陣地上搞些東西帶下來。趙疇海便組織人扛了些戰利品——鴨絨被子、黃軍毯等。他“組織了兩個排，扛到團裏很多戰利品”。之所以他們陣地上的戰利品多，是由於他們“打得快，敵人沒來得及弄走東西就給趕跑了”。趙疇海給團裏領導每人分了一條黃毯子和一件軍大衣後，“二營營長劉二貴也來跟我要東西，給了他一條毯子、一個帶拉鏈的睡袋……”
在十二軍政治部文工團，從上甘嶺和戰地醫院采訪歸來的創作員甘耀稷，正“爬在朝鮮老鄉的熱炕上，就著一盞瓦斯燈，連夜趕寫組詩《上甘嶺詩草》”。這一組詩，令他在此後幾十年中，“每次讀到它，眼淚都禁不住像寫作時那樣流淌……”詩中有這樣的句子：“下雪了／雪花無聲地飄落下來／更增添了前沿的寂靜／雪落在打斷了的樹樁上／落在焦黑的彈坑裏／雪落在成堆的彈殼上／……最前沿的一個小工事裏／一個戰士／倚靠在射口上／望著外麵／山穀裏敵人拖屍的痕跡……”
嘴部被炮彈片擊傷的一三五團六連連長萬福來，傷口稍稍愈合，可以開口的時候，便在醫院接待來訪的記者，開始講述黃繼光堵槍眼的英雄事跡。“我是黃繼光連的連長，我不講能行嗎？黃繼光是我們連隊的驕傲、是中國人民誌願軍的驕傲！”
從此，萬福來一年一年講了下去。由開始的向一批一批記者、作家介紹，發展到後來的作報告、巡回演講……隨著英雄黃繼光在中國日益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萬福來講演的場次也頻繁增加。“我在朝鮮講黃繼光，回國後兩年給學生、部隊作報告……在杭州住院時講，在上海住院時也講，在開封殘廢軍人總校也講，洛陽講，湖北講，一九六○年在北京施工在北京講，一九七一年在山東施工在山東講，講了不下好幾百場……黃繼光是我連犧牲者的突出代表，其實，我們連沒活下來幾個人：第一次反擊上去九十人，剩下兩個；第二次反擊百八人，最後剩下沒幾個……”
在德山峴，四十五師師長崔建功很放心地和他的侄子崔明禮告別。崔明禮是一九四二年到部隊找崔建功投奔八路軍的。在上甘嶺戰役時，崔明禮是十二軍司令部的參謀，與叔叔崔建功在戰場相遇，而且在李德生的前指裏並肩作戰了一段時間。崔建功雖是十五軍四十五師師長，卻被李德生留在十二軍前指當了顧問。現在，十二軍完成了增援十五軍堅守上甘嶺的任務要撤回穀山休整，陣地又將交回十五軍。崔建功在送走十二軍的同誌也送走他的親侄子崔明禮時，感到很放心：他指揮的四十五師傷亡雖然早已超過百分之百（因為有的人負了幾次傷，負一次傷統計一次；或是傷好了再次上陣地又負傷），但是撤下來後，上麵給他補了一個整師——一八六師，這個師開來後，師、團、營、連、排的幹部帶回，把兵都留給了四十五師。崔建功手下齊裝滿員了，還怕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