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強調史家應有史德。唐代的史學家劉知幾曾提出史家應有才、學、識三長。章學誠認為：“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他又說：“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盡其理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者之心術也。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他認為一個史學家光具備才、學、識三者還是不夠，因為史學家必然要撰著史書，而史書是褒善貶惡，為後世鑒戒的，所以史學家必須心術正，才能真正做到善惡分明，不至於任情褒貶、顛倒黑白，而沒有史德的人也就是心術不正的人是做不到這樣的，他們所撰著的史書就有可能會任情褒貶、顛倒黑白。章學誠提出的史德，實際上就是要求史學家應尊重客觀事實，不摻雜主觀的東西，這一點亦即中國自古以來一直強調的史家應直筆書事，反對曲筆諱飾。章學誠更提到“德”的高度，認為能做到直筆書事就是有史德，否則就沒有史德。這樣就為史家樹立了一個人人必須遵守的標準，這無疑對於史學工作者起到了一定的鞭策作用。
四、總結各種史書體例的短長，為史學發展指出方向。章學誠對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以及通史、斷代史等各種史書 體例都有所論述。他認為古代記言體的《尚書》一變而為編年體的《左傳》，又一變而為紀傳體的《史記》，再一變而為斷代紀傳體的《漢書》，這都是適應著時代的變遷而產生的變化，司馬光又把流傳了很久的紀傳體改變為編年體，而袁樞則把編年體的《資治通鑒》改為紀事本末體。章學誠稱讚紀事本末體“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他認為史書體例的各種變化，是為了“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製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意思是說，史書體例的改變，並非為改變而改變，而應當是不論紀言體的《尚書》、紀傳體的《史記》、編年體的《左傳》，有長處都要吸取，短處都要改掉，使之成為一種更加完美的史書體例。這說明章學誠對史書體例的變化已做過比較審慎的研究，他稱讚紀事本末體，並非因為紀事本末體是善盡美的體例，而是讚揚袁樞創立這種體例的思路，他是希望後人能遵循著這樣的思路繼續改變下去，使史書體例做到盡善盡美的。
除了以上表露在《文史通義》中的一些史學思想以外，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中提出了目錄學應做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在他編纂地方誌的實踐和有關的書信中，提出了地方誌是保存地方文獻的史書，地方誌的體例中應立有“誌”、“掌故”、“文征”三書等，也都是些很好的看法，對後人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和參考價值。章學誠很好地繼承了自司馬遷以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他是繼劉知幾、鄭樵之後，對中國的史家史書做了充分論述的一位史學家。他在中國史學史上做了繼往開來的工作，是一位值得後人敬仰的偉大的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