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編撰《國史經籍誌》以外，焦竑也開始著手搜集並撰寫當朝人物的傳記，這就是後來編成的《獻征錄》（或稱《國朝獻征錄》廣計有120卷之多。《獻征錄》的編撰體例為：先宗室、戚畹、駙馬都尉，接著為公、侯、伯，再接下去為中書省、內閣、詹事府、翰林院，然後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以下為都察院，道禦史、通政司、大理寺、太佘寺、光祿寺、太仆寺、國子監、順天府、應天府、鴻臚寺、尚寶司、太醫院、欽天監、六科、中書科、行人司等，再後麵為北直隸、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等省，以後為行太仆寺、苑馬寺、鹽運司、藩府僚、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錦衣衛、都司、各衛，最後為孝子、義人、儒林、藝苑、隱佚、寺人、釋道、勝國群雄、四夷等類傳。書中所收傳文有抄自墓誌銘、行狀、神道碑、家傳的，也有焦竑自撰的。凡是萬曆以前的人，隻要根據傳主生前曾經擔任過的官職或主要行事，都可按圖索驥地查得到。如果不是因為焦紘對本朝史有精深的研究，他是不可能搜集到這麼豐富的人物傳記資料，也編不出這樣一部宏偉著作的。黃汝亨稱讚《獻征錄》的記載為“其跡該，其幽闡，其是非辨而折衷嚴，所謂國體民瘼，世務材品，犁然而具。明主所與文武將吏行事之實，庶幾無缺。後王法之，群工遵之，則太平之略也。名山副之，金匱藏之。則良史之材，不其盛哉！”顧起元稱讚《獻征錄》“若舉一代王侯將相、賢士大夫、山林瓢衲之跡，巨細畢收，毋患堙蔓，蓋其目廣於《列卿》（指《列卿記》）者什五，其人多於《琬談》（指《琬琰錄》）者什七，至折衷是非，綜核名實，闕疑而傳其信，斥似而采其真，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先生於此實有獨鑒，異乎徒事網羅，靡所澄汰，愛奇好異，或濫情實者矣。”《獻征錄》雖然還隻是一部供編撰明代人物傳用的資料彙編，還不是真正的史學著作，但是由於焦紘精於本朝史的研究，方才所收人物傳記已作過初步篩選，因此他已經為自己或他人編撰萬曆以前的明史人物列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的功勞實在是不可抹殺的。
焦紘在接受編撰國史的任務時，還上了《修史條陳四事議》。他認為國史中應為建文、景泰立本紀，而明世宗的生父睿宗興獻皇帝是後來他的兒子人繼大統後追封的，生前並沒有南麵而尊，所以就不用立本紀。在列傳方麵，焦竑認為舊例三品以上的官才能在史書中有傳是不合理的。史書的目的是為了褒善貶惡，應當貴賤並列，善惡俱存，並且是非一定要掌握好分寸才對。焦紘還認為史館應招四方文學之士，不能開奔競之門，人員要精幹，開支應節省，書稿還未寫出，謄錄官就先不必設置，等書稿寫成後，再取用謄錄官也不算晚；史館中的書籍則必須及早備齊，缺失之書一定要加以尋訪，以備應用。焦竑的這些主張，都是正確的，但在當時是未必合於時宜的，因為明神宗是明穆宗的兒子、明世宗的孫子，也就是那位被追封的睿宗興獻皇帝的重孫，不給睿宗立本紀，不要說神宗不高興，就是在史館總裁那裏也是通不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