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本書前麵介紹過的許多史家史書一樣，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也並非為編書而編書，他也是有所為而編書，是想要通過編書來表明自己的曆史觀的。袁樞的好朋友楊萬裏讀了《通鑒紀事本末》以後，認為袁樞的書集中記述了關於諸侯、大盜、女主、外戚、宦官、權臣、夷狄、藩鎮等的禍亂，他編書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懂得社會“得其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之方”。的確，讀完《通鑒紀事本末》全書，於其所記300多件史事中，講治世的僅《光武中興》、《貞觀君臣論治》等極少數幾目，占絕大多數的事目是平叛平亂、女主臨朝、外戚宦官當權等等禍國害民之事。在袁樞的心目中，曆史就是一團亂麻，寫史書讀史書都是為了尋找理清這團亂麻的方法，並從中汲取經驗敎訓，史書不是歌功頌德的讚美詩，而是治亂的藥石，隻有懂得了如何平叛治亂，才能獲致太平。宋孝宗讀了《通鑒紀事本末》以後，把它摹印後分賜東宮及江上諸帥，並說“治道盡在是矣”，可以說是真正體會到了袁樞作史意圖的中肯之言。
袁樞生當宋金之間戰爭頻繁、民族矛盾激化時期，他是南宋政府中的抗戰派，站在愛國主義的立場上，主張恢複中原，救亡圖存。這一點，在《通鑒紀事本末》中通過借古喻今的手法，也有曲折的反映。書中對曆史上民族矛盾的記載占有很大的比例，漢魏時期著重記了漢族跟匈奴、西南夷、越南、朝 鮮、羌的關係，事目多達14個，約占這一時期全部事目的四分之一。兩晉南北朝時期重點記了漢族跟匈奴、鮮卑、羯、氐、羌的關係，所占事目的比例更大。隋唐五代時期著重記漢族跟突厥、高麗、鐵勒、龜茲、高昌、吐穀渾、吐蕃、契丹、回鶻、南詔的關係，事目多達20個，大約也占這個時期全部事目的四分之一。事實很明顯，袁樞是想以曆史上漢族跟少數民族的關係來暗喻宋金關係。曆史上出現過的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在跟漢族的交往中逐漸被融合了；突厥、回鶻、吐蕃等少數民族也先後歸附，進人了中國版圖之中；朝鮮、越南經過不斷交往，也成了中國的藩屬。袁樞是多麼希望宋金關係也能向著對宋有利的方向發展，使它能改變被動挨打、稱臣納貢的屈辱局麵，重振漢唐雄風，出現萬方來朝的局麵。朱熹稱讚《通鑒紀事本末》“屬詞比事有深意”，“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這“深意”和“微意”大概就是指這些方麵吧！由此可見，袁樞的用心是多麼良苦啊！
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既有史書體裁上的創新，又有致治和愛國主義的思想指導，雖然全書隻是抄撮改編《資治通鑒》而成，但是仍然不失為一部了不起的史學著作。近代學者梁啟超評論《通鑒紀事本末》說：“論他體例，在紀傳編年之外，.以事的集團為本位，開了新史的路徑，總不愧為新史的開山。”又說：“研究曆史，必把一件件的史跡看為集團，才有下手的地方。把史看作集團研究，就是紀事本末體。紀事本末體是曆史的正宗方法。”其實，不光是對史學研究工作者來說，紀事本末體開創了曆史研究的正宗方法，就是對一般讀者來說，紀事本末體也有很好的作用。對曆史不很熟悉 讀者，讀編年體史書一年一年的記載史事，猶如看豆腐賬，不可能引起興趣。讀紀傳體史書一個人一個人的記載史事，猶如讀墓誌碑銘，也難引人人勝。隻有讀紀事本末體史書對史事有頭有尾的記載，讀起來才會覺得津津有味，引人人勝。從這個意義來說，則紀事本末體才是使得曆史知識能普及於廣大人民群眾中的一種良好的史書體裁。因此，袁樞實不愧為曆史知識普及工作者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