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長期存在著封建與郡縣孰優孰劣的爭論，杜佑對此亦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自古以來的製度，都存在著隨時勢轉移而因革的情況，從封建製到郡縣製，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如果後人不管時勢的變化而硬要恢複古代的製度，那是一定行不通的。他說：“漢隋大唐，海內一統，人戶滋殖，三代莫儔”。實行郡縣製的漢唐大一統局麵，決不是實行封建製的周代所能比擬的。杜佑的看法不光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是正確的，並且麵對中唐皇權衰落藩鎮割據的情勢來說，也是具有一定現實意義的。
在天時與人事的問題上，杜佑具有重人輕天的進步思想，他讚成孟子所說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認為用兵之要，就是要充分掌握人和，適當利用地利和天時。軍務倥傯，決不能根據日月星辰的所謂天時來挑選打仗的日子，首先應當鼓勵士氣，充分發揮人的積極作用，才能奪取勝利。對於曆史上的某些事變，杜佑認為多數也是人事決定的。他分析天寶年間“安史之亂”的原因，認為這次事變是由於邊將的權力過大，而賦斂又太重，天災人禍頻繁地發生，才最後釀成了大亂，主要是由於人事問題所引起，並不是因為什麼星象變化之類的天時造成的。
杜佑的《通典》不光充分表露了作者進步的史學思想和曆史進化觀點，就是從曆史編纂學的角度來看，也有著許多創造性的表現。
首先，杜佑使典章製度史從正史中分離出來，創造了自成種體例的典製史，這就使中國的史籍在劉知幾所區分的二體六家之外又多了一家。《通典》雖然從曆代正史中采摘了許多資料，但是在編纂這些資料的過程中，用說、議、評、論的種種方式，表示了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因此，這部書決不是單純的“書事記言”式的資料彙編，而是有著“勒成刪定”之功的史學著作，是一部具有首創之功而又很有價值的典誌史巨。
其次，因杜佑廣泛搜集資料之功，而為後世保存了許多有用的珍貴史料。《通典》除了正史書誌中的資以外，杜佑還廣泛地利用和搜集了五經群史和漢魏六朝人文疏中有關典章製度的論述，更采摭了不少唐朝人的公私著述。據有人統計，《通典》引用的書有248種之多。杜佑對這些書去粗取精，主要取其與曆代經濟製度、政治製度及邊疆各族有關的史料，根據《通典》著作的宗旨進行係統的整理。他所引用過的書，後來因天災人禍的-種種因素，有不少已經散佚，賴杜佑的引用得以保存了下來。因此，杜佑的《通典》在保存古代珍貴史料方麵是有很大功勞的。
再有，杜佑的《通典》發展了史書中自注的方法。史書中對於正文難以說明的事情，由作者自己用注的方式進行解釋，這在班固《漢書》的年表和地理、藝文二誌中已有先例。魏晉以下，史注逐漸發展，但他注者多，自注者少。杜佑的《通典》發展了《漢書》以來自注的做法，在書中大量作了自注以說明問題，他的&注有釋音義，舉故典，補史事，明互見，考史料等多種形式。如對於書中讀古音有古義的字詞進行注釋，列舉有關的古代典故，補充有關的史事，說明這事在本書其他什麼篇章中已有，考證某些史料的謬誤等等，杜佑都恰到好處地做了自注，有助於讀者對他的書的理解。其中特別是補史事、考史料這兩種自注，對讀者開闊眼界更有莫大的好處。
《通典》成書以後，杜佑覺得卷帙太多，不便於君主閱覽，又在奏上《通典》的次年，摘取其中要義，撰成《理道要訣》10卷奏上。這種既有繁本，又有簡本的做法，也可以說是杜佑的一種創造。簡本舉其重要者供政務繁忙的皇帝閱讀，繁本保存盡量完整的資料供有關部門官員製定規章製度時進行參考研究，想法是頗為周到的。
正是因為《通典》一書具有許多創造性的做法和重要的價值，所以後代仿效者甚多，如宋元之際有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清朝人作有《續通典》、《清通典》、還有如《元典章》、《明會典》、《清會典》等，也都是屬於和《通典》同一類的典製史。不過除了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也是典製體通史以外，其他各書，篇幅雖有超過《通典》者，其內容則大都限於一朝一代的典章製度，顯然眼界比之杜佑要偏狹渺小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