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對紀傳體史書中的紀、傳、表、誌等各個組成部分的體例及編纂方法，乃至於論讚、序例、題目、斷限、編次、稱謂等等該如何寫，也都進行論述，分析了已有史書在這些方麵的成功與失敗，提出了他自己的見解。俗語說，鑒往知來。劉知幾既對前人史書做出了總結性的論述，因而對後世史學的影響是至為巨大的。
劉知幾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對設局修史製度進行了評論。他認為像漢朝時候，司馬遷父子世為史官，位在丞相上，其時史官職重，乃一國曆史文獻所寄托的象征，故司馬遷能 出“成一家之言”的《史記》來。東漢有“蘭台”、“東觀”、“著作”之名，史官還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魏晉以後，設局修史，由大臣統領，史職漸輕。特別是唐代，領監修之職者多為恩倖貴臣，其人為隻知“飽食安步，坐嘯畫諾”的“凡庸賤品”，設局修史的弊端至此已到了極點。因此，劉知幾主張力修史，擺脫權貴幹涉。這樣，史官的才能才得以充分發揮，方可撰成“一家獨斷”之學的優秀史書。
劉知幾從他自己所提出的史才須有三長中的史識這一點出發，對史書的直筆實錄與浮詞曲筆進行了論述。他認為“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曆史好像一麵鏡子，鏡子在照人照物的時候，是美的就映照出美來，是醜的就映照出醜來，決不會改樣。良史寫史著也應當這樣，決不可以把美的寫成醜，醜的寫成美，否則就不是實錄直書而是浮詞曲筆了。他認為造成曲筆的原因不外乎循情粉飾，或根據不足，或因習模擬。這些都是會賠誤讀者的。史家隻有本著“彰善貶惡，不避強禦”的精神，才能實事求是地寫出實錄直書的史書來。這樣寫，也許給史家帶來殺身之禍那樣的災難，但是也應當像古代的董狐、南史那樣能頂得住。這就是劉知幾所說的“史識”的表現。
《史通》的外篇中有《疑古》、《惑經》兩篇，那是劉知幾進步思想和批判精神的集中體現。他反對儒學正統的神秘傾向，對儒家經典《尚書》中關於堯舜禪讓的古代傳說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對孔子所修的《春秋》也提出了一連串的詰問，認為其中多有愛憎由己，曲筆隱諱之處。
總之，劉知幾的《史通》做了許多前人沒有做過的研究，他既總結了唐代中葉以前史書的優劣利弊，也充分地表露了自己的修史主張，實不愧為一位創立了史評之學的偉大史學評論家。
但是劉知幾本人的遭遇是很不幸的，他在做史官的時候既是“美誌不遂”而“鬱悶孤憤”，而他花了多年心血寫成的《史通》，當時也未能為人所理解，在兩《唐書》的“經籍”“藝文”誌中都不把它當作史學著作來對待，隻認為那是一種文集。
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年），劉知幾61歲時，其長子劉貺因犯事被流配邊疆。他為之上書辯理，觸怒玄宗，被貶為安(今湖北安陸）別駕。他暮年受此打擊，身心勞瘁，不久就死於任上。他死後第二年，其次子劉悚錄上《史通》，玄宗追贈他為工部尚書。
劉知幾一生著作除《史通》外，還有《劉子玄集》、《劉氏家乘》、《劉氏譜考》、《睿宗實錄》及與他人合作的《三教珠英》、《則天大聖皇後實錄》、《唐書》、《中宗實錄》等，但其中的絕大部分都已亡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