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幫助人們進一步弄清楚《三國誌》所記載的史事。《三國誌》對某些史事的記載比較簡略，對某些當時的文獻有所刪節，因而使讀者不能更詳細地知道史事經過和文獻內容。裴鬆之根據有關資料加以增補，如《魏書“武帝紀》，裴鬆之引王沈《魏書》補充了建安元年曹操在許昌實行屯田事。又如《魏書·王粲傳附吳質傳》雖然引了建安二十三年曹丕《與吳質書》中的話，但裴鬆之認為“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然美辭多被刪落，今故采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三國誌》有些地方不光記載比較簡略，甚至還有遺漏的。如前麵在介紹陳壽及其《三國誌》時，說他遺漏了馬鈞事跡的記載。裴鬆之在《魏書·杜夔傳》中引傅玄之文作了補注，使我們知道了馬鈞的生平事跡。
三、幫助人們弄清楚《三國誌》記載的錯誤。《三國誌》是陳壽入晉後撰著的，有些記載根據他所能搜集到的文獻資料寫成，有些記載可能是根據他自己見聞所及寫成。後者常因記憶模糊會出現一些錯誤，如年號年份及一些數字的錯誤就往往屬於這一類。裴鬆之根據有關資料一一加以核實訂正。如建五年的官渡之戰是曹操以少勝多的一次戰役，陳壽隻記得戰役的特點是以少勝多，因此記曹操“兵不滿萬”。裴鬆之根據文獻資料，認為“未應如此之少”，並考證出大約為“十萬之眾”。又如對三國時期人物的年歲，《三國誌》也偶有誤記的，裴鬆之都根據有關文獻予以考辨更正。也有一種情況是《三國誌》記載正確而其他有關文獻記載錯誤的，裴鬆之也在 三國誌注》中指出“本傳為是”，“壽說為是”。如諸葛亮與劉備初次相見，有的文獻說諸葛亮先去見劉備，而《三國誌》則記劉備先去見諸葛亮。裴鬆之根據諸葛亮《出師表》有“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谘臣以當世之事”，因而判定《三國誌》的記載是正確的。
四、幫助人們開闊眼界，看到了與《三國誌》同時同類的許多史書。《三國誌》是現存的一部三國史名著，是人們研究三國史事的主要參考書。其實曆史上出現過的三國史並非隻有《三國誌》一部，當年記曹魏史事的書就有魚豢的《魏略》、衛頡等的《魏書》等多家，記孫吳、蜀漢史事的書也不少。隻是這些書後來都已逐漸亡佚，後人難以見到。幸運的是它們之中的不少片斷都被裴鬆之的《三國誌注》作為《三國誌》的注文摘抄了下來，使後人大大開闊了眼界，並能據以與《三國誌》進行比較。在從事三國史研究中，可以引據的材料也因《三國誌注》的出現而大為擴充，對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都會有很大的好處。
曆史上大凡一部書的問世，都會出現說長道短的各種不同評論，對裴鬆之的《三國誌注》也不例外。讚譽他的說他“勞搜博采”，“綜核精嚴”，“博瞻可觀”，替一部略失於簡的史學名著做了詳盡的注，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貶責他的說他“坐失煩蕪”，“甘苦不分”，“頗傷繁蕪”。當然，既指出它的長處，也指出它的短處的那種評論也是有的。今天看來，對裴鬆之的《三國誌注》完全肯定是不夠妥當的，因為它確實也有繁蕪之處但是光看它的缺點也是有失公允的，因為它畢竟提供了許多有益的東西。我們應當找出它的長處，加以很好地利用；對於它的短處，也必須弄明白，避免被它牽著鼻子走向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