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精兵強將，參與改土歸流
改土歸流，廢除數百年的土司製度，是一次較大的社會改革，必然引起敵對勢力的反抗，改土歸流是鬥爭的過程，鞏固成果也需要繼續努力。
鎮沅改土歸流後，署理知府劉洪度查田編賦，觸及原土司上層的利益，而他的家人又借機謀利，原土司刀瀚的族人和土目就以劉洪度“編糧苛刻”、“勒索銀錢”為借口，於五年（1727）正月聚眾焚燒府衙，殺死劉洪度。鄂爾泰當即發兵往討。雍正帝認為事件的發生，一則是土司好亂，再則是委官不當，不能妥善治理。他說得相當準確，以後麵一點而言，有的清軍到新地方肆行搶掠，有的流官不善經理，驟然增加賦稅，興派徭役，自身又貪婪不法，加之新設鎮營的隊伍大多是從鄰近營汛抽調來的，造成原防區力量的空虛，給原土司上層煽動叛亂以口舌和可乘之機。
貴州古州、台拱地方設官後，原土舍勢力仍大，十二年（1734），當地傳言“出有苗王”，陰謀恢複舊日局麵。雍正帝為消弭可能發生的事端，派遣吏部侍郎呂耀曾、大理寺卿德福到貴州，會同當地官員去古州宣諭化導，希望該地安靜無事。但是毫無效果。次年（1735）二月，終於發生了叛亂。叛亂者以古州、台拱為中心，攻陷鎮遠府黃平，焚劫都勻府凱裏（今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凱裏縣），圍困都勻府丹江廳（今雷山縣），眾至數萬，貴陽為之戒嚴。雍正帝任命貴州提督哈元生為揚威將軍，湖廣提督董芳為副將軍，率領滇、黔、楚、粵諸軍往討，並要求他們“痛加剿除，務盡根誅，不遺後患”。又命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前往貴州。還任用果親王允禮、皇四子寶親王弘曆，皇五子和親王弘晝、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公、戶部尚書複慶等人辦理苗疆事務。鄂爾泰因事變發生，以對改土歸流“布置未妥，籌慮未周”請罪，雍正帝宣布根據有功則賞、無功則辭的原則，削其伯爵，給假養病，實際仍信任他，令他照前參與政務。在貴州，董芳與哈元生不合作，張照支持董芳。張照和董芳認為從前不應當改土歸流、建製，現在應該招撫，恢複舊狀。因主張不一，將領不和，征伐沒有進展。八月雍正帝死，乾隆帝繼位，堅持平叛，召回張照，命張廣泗為七省經略，統一指揮作戰，次年成功。在處理善後時，乾隆帝命將“古州等處新設錢糧，盡行豁免，永不征收。”“嗣後苗眾一切自相爭訟之事，俱照苗俗完結，不必繩以官法。”根據少數民族地區的特點進行統治。
雍正朝的改土歸流和設官建製，隻是在西南少數民族的一些地區實行了，未改行流官的地方還不少，土舍地區還很多。即使改土歸流的地方，土司殘餘勢力也還存在，他們仍能不同程度地控製屬民，一些地方的流官的權威比他們小得多。但是這一次改土歸流，打擊了土司割據勢力，減少了叛亂因素，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邊疆的統治；一定程度地廢除土司、土舍淩虐屬民製度，有利於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由於政體的統一，使得民族雜居地區減少了戰爭，社會秩序比較安定，為民族聯係的加強，提供了條件。一句話，它對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積極意義。它的出現，體現了社會曆史發展的要求，反映了被壓迫的土民和受騷擾的漢民的願望。主持其事的雍正帝和鄂爾泰，正確地反映了時代的要求，適時地作出了判斷，並付諸實行，他們做了有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