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90年代，保羅·羅默又提出了經濟增長要素理論，其核心思想就是將知識作為經濟增長的更重要的要素。他認為，第一，知識能夠提高投資收益；第二。知識需要投資；第三，知識與投資存在良性循環的關係，投資促進知識，知識促進投資。他的四要素理論把知識分解為兩個可量度的要素，即：人力資本（如以受教育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專利衡量）。遞減的效益是物質短缺的原因，但人力資本和思想是不會短缺的，發現思想的過程不會出現收益遞減效應。這兩個要素構成了新的經濟增長的要素，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現在我們來談談生產力增長並非限製在一個經濟係統內的模式。如果生產力增長取決於通過研究與開發積累的經驗而獲得的知識增長，且這種知識在國際範圍內傳播，那麼經濟增長受益於國內和國外的研究與開發。著名的後發性優勢假說認為，新技術開發研究的特點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資沒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術中也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業價值，因此創新的成本通常很高；相對而言，模仿和購買技術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發達國家由於處於技術的最前沿，因此必須通過自己從事研究和開發才能實現技術進步。因而這些國家實現技術進步的成本高、時間長。而像發展中國家，由於同發達國家在技術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選擇技術進步的實現方式上就具有後進優勢，可以選擇成本低、時間短的模仿或購買的方式實現技術進步。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技術學習和模仿比技術創新更為便宜，因為它可以利用整個世界範圍內的知識儲備，不僅可以降低科技開發成本，而且可能直接進人世界生產力前沿，從而通過利用後發性優勢實現技術的趕超。至於一國能保持多長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則取決於該國同技術水平最高的國家間的技術差距。成功的技術模仿是許多國家實現經濟起飛的關鍵所在。例如，美國在早期經濟發展過程中仿製了英國的技術（如紡織技術），日本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仿製了美國的技術（如汽車技術），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經濟的成功就是技術模仿的成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放政策實施以後。中目沿海各省迅猛增長主要是技術模仿推動的。中國經濟特區吸引了相當多的外國直接投資和外貿，由此為中國帶來了大量的新技術，並逐漸擴及到其他省份。
因此，國際問或地區問知識傳播的渠道很重要。貿易（特別是各種技術投入的進口）、國外投資和技術人員交流都是知識的載體。貿易和生產要素貿易開辟了技術投人的新的潛在來源。其中一些技術投入是直接的，如新機器、外國投資、技術人員，其他投入是通過問接影響獲得的，如通過與技術更先進的夥伴進行貿易，通過在外國市場上收集信息，通過學習進口的先進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的比較優勢是動態而不是靜態的。動態比較優勢【新古典國際經濟學傳統是靜態的，將稟賦視為靜態不變的。對貿易好處的傳統論述是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基礎的。按照這個學說，隻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已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這種貿易可以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可以簡單定義為國家間製造業生產力的差異，例如，各個國家隻有一個要素：勞動力，生產力卻在各國間有差異，從而引致比較優勢，科學研究能夠提高生產力，從而產生動態比較優勢。
新經濟增長理論不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18世紀下半葉世界經濟增長突然出現，也不能完全解釋（4），庫茲涅茨的“現代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高速變遷。新經濟增長理論預言經濟可以持續增長，但否認經濟有增長的轉折點，與事實（5）不一致；更無法解釋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蕭條和日本自1991年以來的長期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