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經的建立，也是由東觀校書所引起的。東漢末年的大學者蔡邕主其事，《後漢書·蔡邕傳》記載：
“（靈帝）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
另一著名學者號稱儒宗的盧植，認為石經文字仍不夠準確，提議由他負責刊正碑文，但“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15]
上述可知，東觀的職掌首在於收藏典籍、校訂經傳、刊刻石經等。有時也供皇帝閱覽或派智能之士入觀學習。東觀的另一項重要職責便是提供撰寫國史的資料和場所。班固撰《漢書》，“其八表及《天文誌》未及竟而卒，和帝詔（班）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16]當然，撰寫東漢當代的史書，更成為東觀的一項主要成就。因而撰述國史形成一個專名，稱為“著作東觀”。沈約《宋書·百官》稱：“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著作東觀，撰述國史，著作之名自此始也。”劉知幾《史通》也說：“自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為著作，竟無它稱。”所撰國史，後世名之為《東觀漢記》。
魏晉時期有著作郎專掌史任，隸屬於中書或秘書。但後漢時代的東觀是否有專設史官，史無明文，《續漢書·百官誌》亦無記載。《晉書·職官誌》稱：“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但《晉書》所說似乎專指東漢時尚未設著作郎而言，當時著作東觀者往往以他職兼領，如先後在東觀著作國史的劉珍為謁者仆射，邊韶為太中大夫，劉洪為郎中，蔡邕為議郎等等。雖然當時尚無著作郎這一職稱，但這不等於說東觀中沒有其他專設官職。《後漢書·竇章傳》上說：“（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馬融傳》稱：“（融）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李尤傳》稱：“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由此可見，當時東觀中至少有校書郎、校書郎中、東觀郎等官職，不過，這和後來的著作郎專任修史，情形有所不同罷了。
總之，後漢時代位於都城洛陽的東觀，在典籍收藏、文字刊正、撰修國史、研習經傳等方麵，起過重要的作用，在漢代文化史上，也是值得特書一筆的。
注釋：
[1]《後漢書·孝安帝紀》卷五李賢注引《洛陽宮殿名》：“南宮有東觀。”
[2]《後漢書·光武帝紀》卷一。
[3]見《續漢書·五行二》。
[4]常璩《華陽國誌》卷十。
[5]劉熙《釋名·釋宮室》。
[6]《東觀賦》與《東觀銘》均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六三。又，肖統《文選》卷二四。
[7]《後漢書·竇章傳》卷二三。此語原出自華嶠《後漢書》，見《文選》卷四六。
[8]《後漢書·孝和帝紀》卷七九。又同書《儒林列傳》：“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
[9]《後漢書·黃香傳》卷八十。
[10]《後漢書·和熹鄧皇後紀》卷十。
[11]《後漢書·孝安帝紀》卷五。
[12]《後漢書·皇後紀》卷十。
[13]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六六引謝承《後漢書》。
[14]《後漢書·高彪傳》卷八十。
[15]《後漢書·盧植傳》卷六四。
[16]《後漢書·列女曹世叔妻傳》卷八四。
（原載《洛陽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