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都城洛陽，有一個極為重要的文化機構東觀，相當於國家圖書館、檔案館兼國史館，在漢代文化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本文擬對東觀的修建、職掌、建製等，做一些初步的考查。
首先，我們知道東觀是一處建築物的名稱，其位置在洛陽南宮，是南宮建築群的一部分[1]。南宮的曆史很悠久，周秦時已有，據《漢書·高帝紀》載：漢高帝五年劉邦戰勝項羽以後，曾置酒洛陽南宮，與群臣論劉項得失天下的緣由。《史記·高祖本紀》載《正義》引《括地誌》：“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裏洛陽故城中。《輿地誌》雲：秦時已有南北宮。”雖南宮不詳其何時始建，但由來已久，則毫無疑問。
東漢移都洛陽，南宮則續有增修。東漢初，“（建武）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2]此後，南宮逐漸形成為一個大的建築群落。《後漢書·蔡邕傳》李賢注引《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極殿，西有金商門。”另外，複有宣室殿、嘉德殿、黃龍殿、千秋萬歲殿。[3]南宮還有一處極為著名的建築，那就是曾圖畫東漢開國功臣二十八將的雲台。此由《後漢書·馬援傳》李賢注“雲台在南宮”可證。東觀修建於何時，史無明文，據一些材料推測，大約是在明帝時，因為著名文士李尤，曾應明帝之召，作《東觀賦》和《東觀銘》。[4]東觀的位置大約在南宮建築群的中間一帶，應是一座比較高的建築物。所謂“觀”，即“於上觀望也”，[5]可見觀是可供了望的高層建築。登上東觀，可以“前望雲台，後匝德陽”，故知雲台在東觀之南，而其北可以和北宮的德陽殿遙遙相望。
關於東觀的具體情況，也有一些記載可考。東觀應是一座有三層樓閣的建築，由大門而入，共經門七重，所謂“升降三除，貫啟七門”，最上一層，有室十二間，故晉陸機《洛陽記》說“東觀在南宮，高閣十二間”。李尤所作《東觀賦》及《東觀銘》則是流傳至今描繪東觀形置最具體的篇章。《東觀賦》如下：
“敷華實於雍堂，集幹質於東觀。東觀之藝，孽孽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綠樹之成行。曆東厓之敝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雲台，後匝德陽。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而采宜，包鬱鬱之周文。”
《東觀銘》如下：
“周氏舊區，皇漢實循。房闥內布，疏綺外陳。升降三除，貫啟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泉。列侯弘雅，治掌藝文。”[6]
由此可知，東觀聳峙雄偉，構建絕佳，上有重閣，共具三層，下有回廊環繞，前後七門貫通，四周花木繁茂，綠樹成蔭。坐席舒適，陳設講究，明亮軒敞，環境幽雅。東觀中，藏書豐富，無缺不陳，故稱之為“書籍林泉”。在這裏集中了漢代最重要的典籍，可稱之為東漢文化的中心。修史與圖籍檔案的收藏是分不開的，因之，東觀不久便成為修撰國史的基地。在東漢之初，撰寫國史首先是在蘭台，明帝時建成東觀，章帝、和帝時，乃將修史的任務移至此。東漢立國之後，書籍日見增多，蘭台大約較狹，不能適應發展，才將東觀確定為主要藏書之所。唐劉知幾《史通》上說：“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台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征詣蘭台。斯則蘭台之職，蓋當時著作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到和帝時，東觀之書大備，文人學士十分向慕，人們稱之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7]由於東觀收藏的豐富，甚至吸引了皇帝親自去參觀和閱覽。（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醜，（和）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8]有時，皇帝也特命某些才智之士，專門去東觀學習，例如號稱“日下無雙，江夏黃童”的黃香，章帝就曾下令讓他去東觀讀書，“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嚐見書。”和熹鄧太後甚至“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
其時皇帝也非常重視整理東觀所藏的篇籍，屢次下令校訂文字。第一次大規模地進行這樣的工作是在安帝時，“安帝永初四年二月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11]並特命發明造紙術的著名宦官蔡倫監督其事。實際上，安帝年幼，和熹鄧太後主政，對於文化事業頗為提倡，這次整理文獻典籍也是在鄧太後主持下進行的。“太後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仇校傳記。事畢奏禦，賜葛布各有差。”[12]東漢著名學術大師馬融，青年時也曾參加過這一工作，“馬融，字季長，年十三，明經，為太子舍人，校書東觀。”[13]靈帝時，高彪“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他並得到一項殊榮，“後遷外黃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