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大清的覆亡，中國開始了向現代化的緩慢轉型。轉型時期，作為支撐封建社會倫理支柱的儒家傳統忠孝觀念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為君主專製服務的丁憂製度也走到了盡頭。忠孝脫去了兩千多年來被強加在身上的沉重外衣，還原了它的本來麵目，不再是統治者愚弄百姓、禦囯禦民的政治工具，回歸了人性最真實的那份情感渴求。
雖然丁憂製度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並沒有得到最徹底最嚴格的執行，但是，它還是給中國社會造成了無法估量的影響。第一，在忠孝思想的熏陶下，湧現出大批的忠臣孝子，他們成為捍衛封建王權的中流砥柱。同時，由於統治者的過度宣傳，愚孝愚忠的思想培養了大批封建禮教的殉道者。居喪過禮、哀毀傷身的悲劇時有發生。如墨子所言，丁憂三年，不問政事，勢必會造成人才浪費，影響社會的正常運轉。第二，統治者對於孝道的無限拔高，還有一個至今仍無法消除的消極影響。在古代社會，封建統治者把孝道作為評判一切的根本價值標準，成為官員入仕、升遷的政治資本，老百姓也可以通過孝名免除賦役，獲得嘉獎甚至平步青雲，助長了社會虛浮之風。一些沽名釣譽之徒，為了獲取政治資本，不惜弄虛作假，欺世盜名。但是，自相矛盾的是，有些時候，統治者也會對民間的一些偽孝行為加以肯定並大肆褒獎。比如，傳為美談的二十四孝的故事，裏麵有很多虛構、杜撰的成分，可是千百年來，不一樣被作為教科書在民間廣為流傳嗎？今天想來，中國人好麵子的民族特質似乎與封建社會統治者利用倫理道德對個體實施人格綁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第三，除了沽名釣譽、博取孝名外，丁憂製度的實行也催生了官員匿喪詐喪現象的蔓延。解官三年，對於古代以俸祿養家的官員而言，不僅意味著經濟上的損失和生活上的拮據，更有不可估量的仕途損失。一旦丁憂，勢必影響資曆的累積，同時也意味著升遷機遇的喪失，三年後能不能及時起複，起複後能不能謀得個與原來一樣甚至比原來還好的差事，都是官員不得不麵對的現實問題。級別高的股肱之臣，往往能得到皇上青睞，奪情起複；對於廣大中下層官員來說，讓皇上下旨奪情幾乎不可能，他們就隻好心存僥幸，冒險匿喪了。雖然曆代統治者對類似匿喪的不孝行為一直采取高壓震懾的態勢，但是，自始至終，官宦隊伍裏的偽君子始終大有人在。大官奪情、小官匿喪的現象一直伴隨著丁憂製度。
星移鬥轉，世事輪回，當古老的中國以搭乘高鐵的速度向前邁進時，早已被扔進曆史垃圾堆裏的丁憂製度在作古很多年後，忽然有人提出來加以恢複，並把孝敬父母作為官員考核的基本指標，以此來挽救倫理道德日漸滑坡。
在這個過於講究效率的現代社會，讓官員放下工作，閑置三年是絕對不可能了。今人早已擺脫了傳統倫理道德條條框框的束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個性，那種以忠孝禦民，從思想上控製的專製時代早就一去不複返了。但是忠孝思想並沒有過時，作為兩種最基本的人倫美德，它們永遠也不會過時。隻不過，世事變遷，今日的孝已經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適用於一切領域的道德評判準則。它不再是子女對父母的絕對服從和單方麵的道德義務，不再是混進國家公務隊伍的終南捷徑，它隻是孝，就是基於人的感恩，自然生長出的一種最樸實的人類情感。行孝不需要用整齊劃一的形式，不需要繁文縟節的作秀，簡單就好，真心就好。社會的發展已經不需要子女天天守在父母床前，晨昏定省，養老的負擔也已經更多地分攤給了社會。基於建設節約型社會和生態文明、環境保護的考慮，對逝者的安葬也越來越簡單，清明的掃墓也變成了網上祭奠。時代變了，行孝的方式也變了，但是建功立業、顯親揚名的價值追求並沒有改變，知識分子仍然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崇高的理想追求。關鍵時刻，他們依然會選擇舍孝盡忠，隻不過，這時的忠不再是封建社會臣子對於君主的狹隘的忠，而是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千千萬萬的骨肉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