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社會從上到下對於法律的不尊重已到不堪救藥的程度，任何人對這一點做過冷靜考慮，都必然會把凱撒的希望視為夢想。馬利阿斯的軍事改革已經使軍人不再是公民，而坎班尼亞的兵變與夫帖普撒斯的戰場則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軍隊現在給予法律的支持是什麼樣子。即使這位偉大的民主者都無法把他解放了的軍隊重新掌握。在他的號令下，千萬刀劍從刀鞘裏抽了出來，但已抽出的刀劍卻不再那般聽命回鞘。
命運比天才的力量更大。凱撒想要做的是恢複文人政府治理的國家，結果他所建立的卻是他所厭惡的軍事專製政體。他推翻了貴族與銀行家們的政權，卻以軍事政權替代，而國家卻仍像以前一樣由特權的少數在專製與操縱。偉人們為了達到理想而導致的輝煌失敗，乃是國家的至寶。好幾個世紀之久，羅馬的軍事政體未演變為警察國家，乃是凱撒之功；羅馬繼後的皇帝們，不論如何不同於他們王權的偉大創立者，沒有運用軍人來對付公民，而隻用以對付公敵，乃是凱撒的功勞；因為他們對軍隊與國家都有足夠的敬重，不可能以前者做警察統治後者。
財政的控製困難並不大，因為帝國廣闊，又無巨大公債。若說國家曾有一段時期陷於不斷的經濟困境中，原因不在於不適當的歲入，因為最近幾年歲入大幅度增加。原先每年歲入兩億塞斯特，由於比西尼亞一龐塔斯行省與敘利亞行省的設立，又增加八千五百萬。這個增加，再加上其他的新來源（尤其是不斷增加的奢侈品稅），遠超過坎班尼亞的公地所損失的稅收；再者，魯卡拉斯，麥提拉斯，龐培，伽圖和其它等人的財產充公，也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富。
國家財政的困境部分原因在於例常與異常的花費，部分原因在於處理不善。例常花費上，首都穀物的分配幾乎用得超乎尋常。公元前612年，由伽圖將該項費用增加，自此以後每年幾乎用去三千萬塞斯特，而公元前58年以後，連象征性的穀價也取消了，於是單這一項就吞了國家歲入的五分之一。由於西裏西亞、敘利亞和高盧需要新的駐軍，軍事預算也增加了。特殊的花費，包括海軍的，例如在公元前67年的海盜大圍剿之後5年，就一下子用了三千四百萬塞斯特。此外，戰爭及戰爭準備所花的錢也極多，如為了使畢索裝備他的馬其頓軍，就付給他一千八百萬塞斯特，龐培為了維持西班牙軍，每年用二千四百萬塞斯特，凱撒為維持高盧軍團，用的數目也相似。
這些開銷雖然浩繁，羅馬的財源本來並非不能應付，然而羅馬人的行政效率卻已大不如前，究其原因，是受了民心的普遍鬆弛及寡廉鮮恥的影響。國庫不得不拖延支付的款項，隻因它未能收得它所要收的巨大財源。兩位負責督事的會計官——都是一年一換的年輕人——袖手旁觀。而那長期的辦公部門，以前固然曾極受尊重，現在則把最腐敗的行徑視為家常便飯，尤其是因為他們的職位可買可賣。
然而，當財政的線索一旦掌握到凱撒的內閣手中，這個大機器的所有輪子與彈簧都有了生氣與比較嚴格的秩序。蓋阿斯·葛拉丘的兩個新猷——直接稅的出租和穀物分配——曾像壞疽一樣腐蝕著羅馬的財政製度，現在則部分被取消，部分被修改了。凱撒與他的先驅葛拉丘不一樣，他並不企圖用大資本家與首都的民眾來製衡貴族，卻把它們放到一旁，把國家從一切寄生蟲的吸附中解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