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內部，持不同意見者的代表人物是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1960年至1962年，鄧子恢率領工作組到福建、黑龍江、廣西、湖南、河南等省，就如何改善經營管理、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進行了大量調查，聽取了省、地委同誌的彙報，召開了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在此基礎上，他表示了對“包產到戶”的支持。
1962年5月24日，鄧子恢向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關於當前農村人民公社若幹政策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意見》指出：“在農業生產力還處於以人畜力經營為主的當前階段，(自留地、自留山、飼養家禽家畜和經營其他家庭副業)這種小自由小私有，是最能調動農民勞動積極性和責任心的”，“允許社員在一定範圍內經營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隻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可惜這種想法尚未被全體幹部所完全理解，他們不適當地把農民依靠自己勞動、自產自銷的自然經濟看作資本主義，而又過於害怕它對社會主義起破壞作用。”
在5月中央會議上，鄧子恢說：要分析“單幹”的原因，廣西“龍勝縣那裏有60％‘單幹’，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山區分散，一個小村莊隻有三四戶，兩個村看起來很近，走起來很遠。這種情況下的‘單幹’或者叫包產到戶，隻要按照國家要求完成上調任務，實際還是社會主義的。”他還說：有些山區，就讓他單幹，或者叫包產到戶，這是社會主義的單幹，他隻要上調產品，有什麼不好。
7月11日，鄧子恢在中央高級黨校作報告，著重講了生產責任製問題。他說：1957年決定包產到隊，包工到組，田間管理可以包到戶，1958年以來取消了這個辦法，現在有的地方恢複了，有的地方沒有恢複。“我們的集體勞動有的同誌理解為像軍隊操練一樣，把單獨在一塊地上幹活叫單幹”，“有的同誌認為集體勞動就是一窩蜂，單獨幹活就是單幹，單幹就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就是不對的。”他明確表示：“農業生產責任製不和產量結合是很難包的，因此有的地方包產到戶，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農民的私有性是突出的，凡是包產到戶的，自留地和大田一樣，沒有區別，沒有包產到戶的，自留地搞得特別好。因為包產到戶了超產是他的，責任心強，肥料也多。不能把作為田間管理責任製的包產到戶認為是單幹，雖然沒有統一搞，但土地、生產資料是集體所有，不是個體經濟，作為田間管理包到戶，超產獎勵這是允許的。”
鄧子恢認為，要調動社員的積極性，必須有嚴格的責任製，這是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克服“大鍋飯”的平均主義的好辦法。個體生產的危險性在於以個體經濟作為主要社會製度，從而產生剝削，產生階級分化，最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如果我們能夠保持集體經濟作為農村社會製度的主體，加上政權在我們手中，國民經濟的骨幹都是全民所有製，在這種條件下允許社員在一定範圍內經營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隻有好處沒有壞處的。
在8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子恢重述了上述觀點，並根據毛澤東批發陶鑄、王任重《關於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的問題(座談會記錄)》提出的：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生產統一計劃安排；集體勞動；生產隊統一分配的四條原則，強調合乎四條原則的生產責任製不能說是單幹。對不符合四條原則的責任田，他是不讚成的，但也不讚成采取硬糾的辦法。
6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了華東局關於安徽省“責任田”問題的彙報，華東局持嚴厲的批判態度，但出席會議的人，對一些地區實行包產到戶讚成和不讚成的卻各占一半。鄧子恢發言認為：安徽的“責任田”不是方向性錯誤。書記處書記鄧小平發言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山區，可以采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誌說‘不管黃貓黑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試試看”。7月，鄧小平在共青團七屆三中全會上又說：“不管白貓黑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也是鄧小平“貓論”的最早論述。鄧小平認為：“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同時，他也聲明，這隻是初步意見，可能不算數，中央準備在8月會議上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