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鳳凰”的傳說。鳳凰被稱為百鳥之王。鳳凰這個形象往往有兩種寓意：
第一種是祥瑞之兆。《說文》：“祥，福也。”段玉裁注：“凡統言則災亦謂之祥，析言則善謂隻祥。征兆有時也可謂之祥。”“瑞，符信也。”《說文》：“瑞，以玉為信。”祥瑞也就是福的征兆和代表。關於古代的四大祥瑞雖然有不同的說法，但不論是龍鳳龜麒麟，還是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之中都有鳳凰。①①朱雀即鳳凰，在古代被尊為鳥中之王，是祥瑞的象征，最初為東方部族所崇拜的圖騰。其狀如錦雞，五彩毛羽，生性高潔，飲必擇食，棲必擇枝。相傳鳳凰見則天下太平，所以朱雀在古代的影響與龍不相上下，成為讖緯玄學的一個重要內容，被視作代表南方的神獸。鳳凰作為古代重要的一種圖騰相傳是黃帝的妻子嫘祖所造，在早期作品中有很多關於鳳凰的記載。《淮南子》天文訓雲：“火氣之精者為日”鳳凰為火精，是則鳳凰此鳥，在古時為日之征象，原即所謂“金鳥”。傳說中鳳凰死後還會再生，相傳能知天下治亂興衰，是我國曆史上王道仁政的最好體現，是亂世興衰的晴雨表，成為神學政治的“形象大使”，古人曾分出五個等級，以鳳凰的五種行止標誌政治上的清明程度，於是曆代帝王都把“鳳鳴朝陽”“百鳥朝鳳”當成盛世太平的象征。《尚書·益稷》：“《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三國演義》第八十回：“自魏王即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商頌·玄鳥》即稱：“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國語·周語上》上就有周朝興起之時，有鳳凰一類的鳥在陝西岐山上鳴叫的記載。西周時將鳳鳥視為神奇的吉祥生物，器物之上頗重鳳鳥紋。《漢書·王莽傳》：“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南齊詩人·謝NFDA8《永明樂十首》：“彩鳳鳴朝陽，元鶴舞清商；瑞此永明曲，千載為全皇。”顯然，賦予鳳凰以神秘的色彩，反映了古代崇尚美的文化念想。
在早期，鳳凰這個詞中鳳為雄，凰為雌，《廣雅》：“鳳凰，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西漢辭賦作家司馬相如貧困之時，到四川臨邛尋訪好友縣令王吉，時有當地首富卓王孫之女卓文君新寡，司馬在卓王宴會上當眾彈奏琴曲《鳳求凰》，以此挑動文君。卓文君在宴會廳窗外偷窺，見司馬相如容貌英俊，才華洋溢，當夜隨其私奔。而到了唐宋之後，曼妙多姿的鳳凰圖案還被視作宮廷後妃所專屬的紋飾，以與皇帝所壟斷的龍相對應，成為“‘帝德’與‘天威’的標記”（見聞一多《龍鳳》）。
第二種是比喻高潔之士。在傳統文化中，鳳凰也經常以一個與凡俗之鳥對立的形象出現，代表高潔、有才之士。莊子《莊子·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係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而嚇我耶？’”後人李商隱筆下的安定城樓“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詠的就是這件事了。
屈原《九章·涉江》：“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以鳳凰喻失意的高士，以燕雀指代得誌的小人。《世說新語·簡傲》：“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裏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鳳字繁體為“鳳”，拆開便為“凡鳥”二字。呂安題鳳之舉寓意雙關，一是讚嵇康為鳳凰，二是譏笑嵇康的哥哥嵇喜為凡鳥。唐王維在《春日與裴迪過新昌裏訪呂逸人不遇》中吟詠此事：“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紅樓夢》中在寫王熙鳳的判詞時用了相同的隱喻手法“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唐代詩人韓喔，10歲即席賦詩，才氣傾動滿座，前輩詩人李商隱推獎為“雛鳳清於老鳳聲”（《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鳳毛麟角”，常用來比喻難得的傑出人才或其他稀世珍寶。《世說新語·容止》亦有記載：東晉將軍桓溫也以“鳳毛”一語稱讚丞相王導的第五子王敬倫：“敬倫風姿似父。桓公望之曰：‘大奴固有鳳毛。’”唐朝大詩人杜甫在他的《壯遊》一詩中更有“七齡即思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的自喻。
與鳳凰相鏈接的是“鳳凰涅NFDA4”之說。涅NFDA4來源於佛教，是佛教的基本概念之一，源於梵文音譯，舊譯為“泥曰”、“泥洹”、“泥畔”、“涅NFDA4那”等，意譯為“滅”、“滅度”、“寂滅”等。“滅”，指滅生死因果。“滅度”，指滅生死之因果，度生死之煩惱。“寂滅”，指無為空寂，滅生死之大患。佛教對於社會人生所作的價值判斷是，人生一切皆苦，必須經過宗教修持，解脫苦因苦果，進入涅NFDA4境界，以此作為人生的最終歸宿。涅NFDA4學是印度佛教悲觀厭世的出世主義哲學的核心內容。
印度佛教涅NFDA4學隨著佛經的翻譯傳入中國後，在中國傳統思想的強大影響和製約下，側重點和內容都發生了變化。漢以後道家的“無為”思想和道教的神仙不老方術流行。最早的佛經翻譯家安世高，譯“涅NFDA4”為“無為”，雖然和道家所講“無為”有所不同，但為道家思想所滲透。佛教宣傳大乘禪觀的《首楞嚴三昧經》認為，經過禪定修持，可以進入涅NFDA4境界，長生久視，變化自在，引起中國僧人的特殊重視和強烈興趣。自東漢末至東晉的200多年中，該經竟有7個譯本之多。中國傳統迷信神靈不滅的觀念，源遠流長，東晉佛教學者慧遠認為“冥神絕境，謂之涅NFDA4”，把“神”達到冥然無形的不可知的超然狀態，進入無境可對的境界稱為“涅NFDA4”。這和印度早期佛教以滅身滅智，永滅生死為涅NFDA4，已有所不同。
在文學藝術特別是民間民俗文化中，鳳凰被寓意為我們民族的瑞祥與菁英，從而對我們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塑造，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在各時期中的文學作品中對於“鳳”的描寫不勝枚舉。《詩·大雅·卷阿》中“鳳皇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是“鳳皇”稱謂出現得比較早的。
將鳳凰意象理想人格化塑造並且使其成為文學作品中重要的文化母題，是偉大的詩人屈原。在屈原的作品中，曾多次將鳳凰引入他所營造的文學世界中，據統計，他在作品中提及到鳳凰的大約有14次，幾乎都無一例外地賦予了鳳凰高尚、聖潔、優雅、超逸的人格品質。如《離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明顯變化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禦”，“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即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又如《遠遊》：“鳳凰翼其承旌兮，遇蓐收於西皇。”“祝融戒而蹕禦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屈原的作品中對於鳳凰的意象特別寄予綿綿深情的，當數《九章·涉江》：“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禦，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佗傺，忽乎吾將行兮。”本篇作為詩人的晚期作品之一，深沉地表達了他麵對黑暗政治陰陽倒置的險惡世道，以無比憤懣的激情立誓與之絕裂的堅強意誌。引人注目的是，出現在此中的鳳凰，已經完全超越出了人們普遍鳥崇拜的陳腐窠臼，大膽地將燕子作為“鸞鳥鳳皇”的負麵對應物加以貶斥。
以屈原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使其作為高潔、優雅理想人格的鮮明象征，賦予了鳳凰意象以豐富的文化內涵。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更是將鳳引以為審美情感的載體，並為之注入瑰麗詭異的浪漫主義色彩，進而使之成為體現民族精神活性的象征。
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當積弱積貧的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的蹂躪下處於被瓜分、被肢解的危局下，由當時傑出的青年詩人郭沫若所放歌的新詩《鳳凰涅NFDA4》，竟是以鳳凰在烈火中重獲新生的鮮明意象，大力謳歌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追求複興的超凡偉力，由此使其在我國新文學史上成為民族複興、奮發向上的精神象征。郭沫若在《鳳凰涅NFDA4》的題記中說：“天方國古有神鳥名‘菲尼克斯’（Phoenix），滿五百年後，集香木自焚，複從死灰中更生，鮮美異常，不再死。”這裏的“鳳凰涅NFDA4”，是郭沫若借用一個包含著強烈的原始宗教精神的遠古神話，表達一種最先進的、破舊立新的、革命的理想。康德說：“這個大自然的火鳳凰之所以自焚，就是為了要從它的灰燼中恢複青春得到重生。”①①康德《宇宙發展史概論》，1972年第15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可以說，郭沫若《鳳凰涅NFDA4》的在困境中自焚，在自焚中重生的思想路徑，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火浴母題。
當我們觀照海外華人經曆了悲情、磨難與救贖的過程，也不難重新闡釋華國傳統文化中的火浴母題。
（一）漂泊者的悲情
在海外，華人作家成為一個群體大約有100年左右。在上世紀初期、中期的海外華人作家行列中，曾湧現過林語堂、梁實秋這樣的大師級人物。此外，翻譯家傅雷、小說家老舍和鬱達夫、詩人艾青、文史兼長的一代宗師簡又文（大華烈士）等等，都曾作為海外華人作家，貢獻了一批有價值的作品。這些作家大多因那一時代特有的動蕩和戰亂漂流異域，心中的故土情結強烈，異域生存的苦難與懷戀故土的鄉愁，為他們筆下的主題。這批作家學識淵博，文筆紮實，眼界開闊，且“國家不幸詩家幸”，當年中國積貧積弱和門戶洞開的現實既成為他們感時傷世、觸發無窮靈感的源泉，也讓他們得以在異域和本土文化間較方便、較頻繁地往來，他們筆下的世界也因此更為豐富而感性，甚至突破了“海外”這一範疇。
從他們開始，中西文化元素和創作手法的交融，就成為海外華人作家作品最大的特色。如林語堂的《京華煙雲》，便是用西方故事的結構，描寫了一個典型的中國故事。而趙淑俠的《西窗一夜雨》，則以典型中國人的心境，渲染出一幅塞納河畔的悲劇畫麵。可以說，從這一代人開始，海外作家“為異域寫中華，為中華寫異域”的角色形象，便已深深刻畫在華人文學史的書頁上。
海外華文作家在華文文學書寫曆史上留下了清晰、深切、令人難忘的腳印。他們書寫了一種可資回味和珍重的族屬意識和文化身份認同。正是他們當初不約而同的從故土出走，為華文文學帶去了一代中國人扭曲而真實的聲音，盡管今天聽來那聲音過於悲切乃至悲涼。
楊守森認為：“創作心態是指作家在某一時期或創作某一作品時的心理狀態，是作家的人生觀、創作動機、審美理想、藝術追求等多種因素交彙融合的產物，是由生存環境與個體生理機製等多方麵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①①楊守森《二十世紀中國作家心態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從海外作家的創作心態上來看，海外作家的漂泊之苦，使他們形成了“漂泊的心態”，如饒NFDA3子所言。“他們在域外用漢語寫作是一種精神寄托，有時也是一種文化理想的追求，是外在宇宙情懷與流放心境超越時空的位置，是民族的集體悲劇與個人悲劇經驗的結合，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己的人生感受。”①①饒NFDA3子《給海外華文文學一顆奔騰的心》，《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0年（1）期。因此，他們麵臨著的一個問題主要是身份的認同，至今我們不能忘記的是早年華工在美國天使島上遺存的那些詩句：“木屋拘留幾十天，所因墨例致牽連。可惜英雄無用武，隻聽音來策祖鞭。從今遠別此樓中，各位鄉君眾歡同。莫道其間皆西式，設成玉砌變如籠。”“埃倫居處日添愁，麵亦黃兮肌亦瘦，留難折磨猶未了，最怕批消打回頭。花旗之國最富庶，湊足盤纏來美洲，風浪顛簸一月餘，如今身陷牢獄苦，抬頭望見奧克蘭，但願回鄉荷耕鋤，饑腸轆轆難入眠，聊寫數行表心曲。”這類詩詞在“天使島”共有二三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