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動永不重複的日曆，行走在永遠的路上，人類總是期待著每跨出一步都有新鮮的東西撲麵而來，卻又每每深陷於循環往複的怪圈。這種悖論式的糾纏常常困擾著人類。與江河流動的方式不同，人類在行走中自有千差萬別的姿態，像水勢因碰撞、交錯而波浪滔天，不可阻遏。於是，人世間的一切悲喜劇，皆在行走中上演。
行走的姿態不同，留下的履痕、光影和氣味迥然有異。正如漂泊、流浪、流亡、奔走、往返、來去、回歸……等一係列動態式的詞根一樣，“放逐”，也是行走的一種方式。你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我是誰？我為何放逐？我有怎樣的夢幻？怎樣的愛恨、冷暖、意誌、磨礪？籲籲喘喘，嘡嘡嗒嗒，歲月山河，跨疆越域，縱橫馳騁，你留下了多少或深或淺的轍印？多少無邊無際的回聲？
每一個體都是一簇浪花或一股漩渦，都充盈著各自的生命活力或構成各自的風景；每一種不同形式的放逐所發出的陣陣搏動和喘息，在生命流程中總會閃映著波光浪影，不管是堅硬的還是柔軟的質感，每一種放逐都是生命的標尺刻度，都可能成為人類命運史中不可忽略的細節。
我們常常苦於無從破譯或者闡釋。以“大觀”的雙眼看世界、看人生，我們都不過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粒塵埃，是到地球上走一遭的小小過客。一切都如此真實，又恍如夢境。當我們放逐於時間與空間構成的流程中，麵對著一道道無法愈合的傷口，當零亂的往事伴隨著跋涉的足跡，依稀呈現成一片蔚藍的夢想，縫補著滄桑的年輪刻下的傷痕，多少悲歡離合的無奈在醒夢中張開為五彩的圖騰。然而文學作為一種心靈的陽光，成為我們引領生命的最佳精神方式。背負沉重的行李艱辛地收獲守望，攬住放逐漂泊的幽夢捕捉希望，從母語的臍帶一直伸向未知的終極，這時，我們發覺，放逐與夢想一樣，其所鋪展覆蓋的文字，如漸行漸遠的浪濤聲、風雨聲和母親之於兒女的呼喚聲。
（一）文化形態與放逐釋義
人類文化荷載於時間與空間之間，但人類對這兩個向度的感受思考，並非等量同步。文明史中被吟歎不已的時間，在原初意識中毫無概念，而於時間的每一個“此時”，俱在的空間，直至近現代才引起人類的充分思考。顯然，對以往無形的時間，人類隻有通過“滄海桑田”的有形空間變換來加以體認或把握。對於無限綿延的時間，我們唯有借助地球空間的有限，來加以追尋和領悟。
人類的放逐由來已久，因之留下了許多刻骨銘心的故事，定格成無數異彩紛呈的景觀。放逐，作為文學母題，跟一個民族的曆史文化、族群的生活方式以及作家個體生命體驗緊密相關，也因此恒定為某個特殊時代的隱喻或縮影。在華文文學版圖上，放逐或者浪跡，作為一個“亮點”，則在時空的輪回中輻射出騰挪跌宕、搖曳多姿的生命圖景，表現為多種多樣的藝術形態。無論是被迫或主動，還是有意或無意，無論是現實的與精神的，還是當代的與曆史的，也許都是一種際遇、一種宿命、一種文化現象，並導引我們進入一種特定的曆史境遇和文化語境中。
放逐（exile），在中國曆史上，常指被判罪的人驅逐到邊遠地方，即屬於政治性的放逐。戰國時代，楚國三閭大夫屈原曾因朝廷昏庸，聽信寵佞，二度被逐，流放於漢北和江南，這是作為詩人的屈原極度憤慨卻無從扭轉的痛結之所在。通過楚辭，我們得以體察到這位被譽為“放逐詩學之父”清峻屹立的人格，感受到他九死不悔、上下求索而悲痛的生命悸動。北宋時，大詩人蘇軾及其兄弟因陷入黨派之爭，也曾一道被放逐，落了個放逐荒蠻海南的結局，漂泊於天涯海角獨自消受海韻椰風。這份蒼涼而無奈的徹膚之痛，驅使身陷窘境的詩人在談笑生死間，悟出“人生如夢”，釋放出“天容海色本澄清”的豪縱。在放逐的生命體驗中迸發的詩文華章，便成了詩人個體人生的一種安撫或寫照。然而，以古代士人的最大價值觀而言，一旦被逐出朝廷，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也因此化為一團泡影。放逐，是對人性自由的限製，或則承受不了精神上的創痛與壓抑以及生活中的困苦而選擇死亡，或則因精神上的巨大失落而棲身青樓。“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中國文人的精神在放逐的同時悄然覺醒，當個體遊離於集體主流、個人被排斥於社會之外時，文人們因長期壓抑而缺乏的人文自由在反思中便漸漸生成了。對於士大夫文人來說，放逐在剝奪某些自由的同時也賦予了有限的自由，在徹底放逐的背後體現出一種徹悟的反省，在政治生命被扼殺的同時反而給創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正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放逐，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放逐者尋找精神家園、守住最後的故鄉的另一種方式。
放逐之於西方社會，在古代同屬於政治性的境況。如蘇格拉底經過公審之後，被迫在兩個選擇中擇其一，要麼受刑，要麼被迫放逐離開自己的家園，流落到外在的野蠻荒地。以當時的文學觀念，此一“放逐”的說法，多半指受到政治迫害之後，自願與非自願性的流亡。如但丁為避開政治的迫害而非自願性地離開故土，在被迫遠離的情況下，與故土之間形成一種距離的美感和惆悵之情。但“放逐”所拉開的距離，也會讓被放逐者在文學和意識形態上形成雙重視角而別有一番創意，或形成對故國的反思與批判。後來隨著“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肆虐，許多作家選擇了自我放逐，“放逐”因而成為二十世紀非常普遍的現象。賽義德（EdwardW.said）在《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論文》（ReflectionsonExileandOtherEssays）中，將“放逐”分為三種形式：1.政治庇護；2.離開祖國；3.留居者對主其位者作出的抗爭以及試圖離開中心的活動。賽義德認為“放逐”是文化創意產生的源泉，也是知識分子“不以家為家”的批判和“對位閱讀”方式。他主張知識分子應當在遠離家園的情境下，與他所說的“在位者”（Potentate）形成一種對抗的關係。賽義德對“放逐”所下的定義及作出的區分較為籠統。按照布魯克·羅斯（ChristineBrooke-Rose）的定義，流亡應是一種被外力驅逐出家園，並且被放逐到異地的政治性與文化性活動，政治的因素大多是指受到意識形態的迫害，文化的部分則是指由於從祖國被流放到異地所形成的心靈落差與震撼，使流亡者產生不同的視野與觀點，並借此來重新反省祖國家園文化，因此，“放逐”經常與批判意識、富於創意的見解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放逐”有時也可以是一種“內在放逐”（innerexile），如保羅·伊利耶（PaulIlie）就認為西班牙在佛朗哥政府專政下，很多知識分子無法在自己的國家安身立命，隻好把自己抽離出原本熟悉的世界和係統，產生某種文化與政治上的抗拒行為，並形成一種內在的自我放逐。①①參見廖炳惠編著：《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彙編》，第97、98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顯然，在中西文化與文學中，放逐所蘊含和附著的民族文化心理色彩相當濃厚。其情感內容在文學中的呈現，已非一種原生狀態，或不與文學文本以外的文化因素直接對應，而是經過了作家獨創性的藝術符號加工化處理。但母題作為“人類過去不斷重複，今後還會繼續重複的精神現象”①①轉自烏爾利希·韋斯坦因：《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第138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歌德語），它所展示的民族文化心理情感的嬗變性與差異性，與作家的超越性所體現的文化自我更新的要求和外來文化的碰撞，有著緊密的聯係。我們探討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放逐母題，是為了更有力地論證文學與文化的紐帶關係；它們是華文文學通往“大文化”的通道，是特定時空內群體或類的文化心理鏡像。對於放逐母題的考量，可以讓我們從文學的表層結構，深入到文本深處的文化層麵，進而把握特定群體的文化心理情感如何獲得生存與表現的形式及長時段演進的軌跡。也隻有越出囿於對單個作品的形式結構進行分析的封閉式視域，全方體立體式地考察民族文化心理情感如何通過不同詩文中的母題獲得“整合統一”的經驗，才能深入地檢視華文文學本體潛在的精神文化特質。
（二）空間錯失與放逐書寫
在漫漫的人生羈旅中，人們常常會回望那迷失在煙嵐霧靄中的家園。文學的家園是每個作家精神之河的神秘發祥地，對家園故鄉的感悟從不自覺到自覺，往往關係到作家藝術生命的高低或長短。正因為如此，放逐者由空間錯失而帶來的“鄉愁”，素來是華文文學的母題之一。那些久違故土、遠涉海外的詩人作家，其筆下之所以頻繁出現鄉愁，便可想而知了。
事實正是如此：人一旦放逐，離開原有的時空定位，軀體和精神在時空的轉換中，定位發生錯亂，與自我生命選擇過程所建構的生存空間發生位移，原本的生存環境被打破了，原本的生存價值係統被否定了。生命麵對異己的時空，要在異域中生存和發展，意味著對新的空間的順應和對自我的重鑄。人的心理構成與其生存環境密切相關，不獨意識與個人無意識是環境的產物；如榮格所說的人的來自種族遺傳的深潛的集體無意識，更是祖先們世代生存於同一環境的積澱。中華民族發源繁衍於黃河、長江流域，黃土地的搖籃哺育了黃皮膚的中國人，一代又一代人在這塊土地上的勞作與生息，產生了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和生存方式，以及特定的民族心理素質，這是很難改變的。因此，當被放逐者麵對新的異己的空間時，他將無所適從，在精神上受著壓迫。像旅居紐約的錢歌川先生，雖已久居海外，但說：“我在海上的紐約流浪，時有煙波江上任飄流的感覺。”“我不是移民來的，隻是流浪至此，暫時作客。我不願入籍，我居之不安，我時時都有寄人籬下的感覺。這不是想象中的情緒，而是實際中的經驗。家與國雙重的寄居，沒有著落，沒有發展。”“我不願入籍作美國人，我和他們是格格不入的，我和他們說不同的話語，有不同的想法，來自不同的國度，源於不同的祖先。我不能要膚色變白，眼睛變藍，人種原就不同。”①①錢歌川《浪跡煙波錄》第176頁、159頁、163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3年版。從他的話中，我們不難體味帶著深深憂患的空間錯失感。
盡管生存空間位移，鄉愁不時鬧心，但時過境遷，隨著現代科技、資訊、交通等方麵的發達，人們的思維方式、表達路徑畢竟要隨之發生嬗變或轉型。艾克諾認為：“二十世紀的知識追尋是一種放逐。”①①RichardExner，“ExulPoeta：ThemeandVariations，”BooksAbroad，L，no.2（Spring，1976），293。不同於老一代華僑因種種客觀因素不得已而棄國離家，二十世紀中葉以降的海外華人，大多是自願選擇移民或通過留學途徑移居於海外。在這個特殊群體中，還存在著一個龐大的“草根”階層，他們自喻為“洋插隊”，放逐於居住國的社會底層，即便是之後改變了固有的身份（國籍）或成為“綠卡族”，但文化身份的認同與歸宗依然潛伏在靈魂深處，始終揮之不去。於是，一種新型的書寫就交錯互動於兩種文化的碰撞之中，其指向是那個照亮自我心靈之光的詞——家園，這是他們足以激發生存欲望和創造力的最佳場所。旅美著名作家叢甦深有感觸地說：
“一個人從一個他熟悉的土地移植到一片陌生的土壤中，這個過程可能順利，也可能挫折。因為它需要一定程度的在文化、社會、生活習俗、心理與語言上的自我適應、調整，甚至於重塑再造。不管身處何地，在原鄉或他鄉，作家永遠是人類社會中的流浪人、邊緣人。由於他的敏銳觸角與大悲情懷，人類社會中貧困痛苦、不公不義深深地困擾折磨著他，使他自外於社會上主流的媚俗品味或某些‘自滿自傲’的虛幻價值觀。因此，做為一個冷目旁觀的觀察者，或者是一個熱情投入的參與者，作家的批判或擁抱，熱愛與痛恨他所在社會或土地上的‘人的處境’（TheHumanCondition）中的一切甜酸苦辣，更加深了他的自我放逐意識。”①①《在原鄉與故土之間的過客》，《華文文學》2006年第一期。
詩人作家們為了守護心靈的一方淨土，哪怕帶有烏托邦的色彩，選擇了自我放逐的心路，徜徉或徘徊於個人與環境、自我心靈與外在秩序相互衝突的交叉地帶，構成為一個富有張力的空間。這種特定的曆史境遇對於他們顯得更有彈性，也提供更多的表達向度和多層麵的切入視角。
於是，我們看到了有兩種不盡相同的聲音交替呈現：一種是對於文化家園情結“眷戀式”的心靈書寫，一種是尋求精神家園“重審式”的放逐書寫，也可能是兩者的交互映現。
曾以長篇小說《我們的歌》而成為歐華文學領軍人物之一的趙淑俠，連同她之後創作的長篇《塞納河畔》《賽金花》，短篇《塞納河之王》，散文《紫楓園隨筆》等作品，流露著濃濃的中華文化情結和癡心不改的家園情結，眷戀之情溢於言表。蓋其源在於“我到底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一張國籍證明無法改變我的心，更不能削減我對祖國的關懷”。“我流著中國人的血液，肩負著中國幾十年的文化背景，腦子裏是中國的思想，臉上生著中國人的五官，除了做中國人之外，我永遠無法做到別的什麼人。”（趙淑俠語）以路易士為筆名發表了不少現代派詩歌、曾在台灣倡導現代派的紀弦，自上世紀70年代起定居於美國舊金山，抒寫過不少懷念祖邦河山，寄托浪客情懷之作。一首《夢終南山》律動的是那最美的所在，“山下那冒著嫋嫋炊煙的小小村落”，是那最令人流淚的“渴念的故鄉終南鎮”，為此詩人祈求曉雞不要啼，“讓我留在這夢中不要哭醒”。這種借“夢”生發的家園情結，激越而真切。上世紀80年代中期移居洛杉磯的詩人遠方，則稱自己是“流著亙古的離愁”的一條江，於是，他懷念古老的油紙傘，因為那是“季節的心律搏動”，“是故鄉早春迷茫的夢”（《傘》）；他回憶紛紛的《清明雨》，靈魂深處顯得“這等的淒美而沉重”，隻因這清明雨是“醉了春風／苦了思念／綿綿到天涯”。這種或眷戀或懷念所營造的心靈圖景，無不浮蕩著一股濃鬱的“感時憂國”的情緒，具有強烈的文化意味和曆史依戀感，當可視為二十世紀海外華人離散族群抒發眷戀家園的絕唱。
當人類走向地球村，當“全球化”、“世界性”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漸漸走進人們的意識深處，時空縮短，天涯已成毗鄰。“故鄉也變了，故鄉的青山會說：這個老頭哪裏來的？而且從前的青山變成了大都市，世界的變化也太快了，故鄉變了，也可能把你鎖在門外。鄉愁和初戀一樣，是回去不了的。”①①參見《鄉愁·網絡·現代詩——餘光中訪談錄》，《詩刊》1999年7月號。這是詩人餘光中的感慨。對他來說，家園情結不隻是地理空間的阻隔，更有時光流逝的內涵。誠如本傑明所言：“我不可能思想我所要思想的東西，我的思想已被變動的形象所占據。”①①沃爾特·本傑明：《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創作》，TheworkofArtintheAgeofMechanicalReproduction，Illuminations：EssaysandReflections，WalterBenjamin，SchockenBooks，1969，NewYork.pp.238。如是的話，海外華人在自我放逐中的家園情結會有什麼變化和轉換？母語書寫的文字又會帶來怎樣的美學視角轉移呢？
1995年在澳大利亞創辦的《原鄉》文學期刊，“編者小語”中曾經解釋過緣何將中文的“原鄉”譯作英文的Otherland（異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