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母題”，首先需要在大文學的視野中加以觀察。
文學史的經驗證明，共時性的文化意義往往是在曆時性的動態模式中被把握的；同樣，曆時性的動態模式也往往會在共時性的文化意義上得到民族特殊的印證。
這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縱向”與“橫向”、“特殊”與“普遍”、“民族性”與“人類性”的關係問題。在文學創作中，那些出色的文本個案，會在廣義的母題係統中被認同、被接受；那些基本的文化母題，在一代又一代的反複呈示中，加深了曆時性流播過程中的動態性，也增強了共時性參照過程中的穩定性。
1825年，被魯迅譽為“日耳曼詩宗”的德國文學大師歌德，在同他的秘書愛克曼的談話中，強調了“母題多麼重要”。過了兩年，在1827年1月31日的談話中，又把“母題”同外國文學聯係起來，首次提出了人類性的“世界文學”的概念。而這個概念的提出，恰恰與華文文學有關。他首先對愛克曼說：“我在沒有見到您的這幾天裏，閱讀了許多種不同的東西，特別是讀了一部中國小說①①德文譯本的《玉嬌梨》，為清朝初期天花藏主人（張勻）所作的長篇小說，屬於雅派的才子佳人姻緣故事。雅派的另一部代表作《好逑傳》（又名《俠義風月傳》），作者“名教中人”，但不詳其真實姓名，此書亦有德文譯本。歌德談到的“一部中國小說”，不少學者猜測是《玉嬌梨》，但朱光潛先生認為是《好逑傳》，未知孰是，待考。但不論前者或後者，都是屬於興於明末、盛於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流派，而“才子佳人”亦是中華傳統文化中不斷重複出現的文學題材。，我覺得它非常值得令人注意。”
歌德在談到對這部中國特色的才子佳人小說的感受時說：“中國人思維，行為，感覺，和我們幾乎完全一樣；我們很快就感到自己和他們完全一樣；不過在他們那裏，一切都寫得清楚些、純潔些和規矩些。一切都是平易而樸質的，沒有強烈的熱情和詩意的激昂，因此和我的《赫爾曼與竇綠台》以及理查遜的英國小說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他們又有不同之點，那就是在他們那裏，自然外境總是和人物形象相聯係……還有數不清的故事，它們總是隨伴著書中的情節出現，正像運用典故一樣。”①①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卷，第468—469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在讚美了這部中國小說之後，歌德又說：“我們德國人如果不跳開周圍環境的小圈子朝外麵看一看，我們就會陷入上麵說的那種學究氣的昏頭昏腦。所以我喜歡環視四周的外國民族情況，我也勸每個人都這麼辦。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①①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歌德對中國懷有濃厚的興趣，受到中國文學的啟迪，提出“世界文學”這一影響深遠的概念，說明中國文學之存在，對他心靈的震撼與啟迪。
如果說歌德受到中國文學的觸動而倡導“世界文學”，馬克思和恩格斯則從經濟“世界性”的角度，步歌德的後塵，確認了歌德的提法。《共產黨宣言》中寫道：“資產階級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場，這就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狀態已經消逝，現在代之而起的已經是各個民族各方麵互相往來和各方麵互相依賴了。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個民族的精神活動的成果已經成為共同享受的東西。民族的片麵性和狹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於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個世界的文學。”《共產黨宣言》發表於1848年，兩位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的深刻論述，擴大了“世界文學”這一概念的影響。
毫無疑義，“世界文學”的概念將東方與西方聯係起來，將“民族性”與“人類性”聯係了起來；對於20—21世紀的中國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而言，還意味著將“現代”與“傳統”聯係起來。
若是曆史地、公正地、發展地看待文學實際，那麼，在觀察母題的民族性與人類性及其和海外華文文學的聯係時，我們應該跳出目前甚為流行的“現代即西方，傳統即中國”的思維模式。現代性是在全球範圍內不斷生長與擴散的，二十世紀海內外華文文學的發展，既是與西方“現代性”相關聯，又不可能是西方現代主義的翻版，它走過了一條自己之路，即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獨立自強的奮鬥曆程中，在中西文化衝突下的整體精神文化氛圍之中，文學家們對世紀巨變所做出的“自覺”回應，不僅有直接照搬歐美的模式，也有繼發地對外來現代思潮所做出的應對、抗衡和激變產生的模式、結構，於是出現了傳統演進、中西融合和大眾文學等富有中華色澤的形態。
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把海內外華文文學當作一個“另類現代性”，抑或“多元現代性”之一元，因為在誰也無法阻隔的世界性的“現代”潮流中，不同的文化根基和文化土壤，可以化育出不同的現代性。問題是，如果單純強調自己的“特殊現代性”，很難為依然強勢的歐美文化圈接受，隻能陷入一種自說自話的境地。
而海內外華文文學自身的困境在於，雖然華族有自己強大的文化傳統，但是近現代以來，藝術理論和文學批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西方現代化以來產生的理論、話語來討論中華文學的形態。海內外華文文學學界的尷尬，往往出現在回頭看自己的文化身份時，卻發現自己難以找出合適的“詞”描繪和闡述自己，從而無奈地站在不中不西的“邊緣”地帶。
西方主流的遊戲規則確實應當修改。地球是圓的，世界是平的。中華民族不稱霸於世界，也抱拳歡迎“一切待我平等之民族”（孫中山語）。民族如此，國家如此，文化與文學亦如此。“世界文學”本無“中心”可言，任何地區的作家，歌唱自己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風雲，歌唱民族性與人類性相通的內容，且有獨特的、光鮮的、質地甚高的藝術呈現和語言表達，這都是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文學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是一個辯證的題目。長期以來，華文文學界一直致力於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並湧現出“愈有民族風格、特點的，便愈在國際上有地位”的民族化派，以及不同於上述二元論的所謂“生成論”派。這些流派都在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即華文文學的世界性有多少。海外華文文學母題中滲透著極其強的東方儒教色彩和民族存亡意識，這些特點構成了海外華文文學母題的民族性，並成為世界文學寶庫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學有其曆史性的傳承，也總有時代性的印痕。肇始於二十世紀初，中經“五四”直到二三十年代，這是現代中國文學的生成與發展期。“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文學革命先驅們，如梁啟超、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冰心、徐誌摩、聞一多等等，都有過旅居東瀛或歐美的海外經曆，也都對此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從而形成了現代中國文學母題世界化與民族化並存的特色，並湧現出一大批如《阿Q正傳》、《子夜》、《家》等民族性的精品力作。它們所呈現出來的母題，如人性母題，都市母題，家族母題等，都富含自己的民族特色。儒家思想在長期被統治者利用的過程中，固然產生一些糟粕，但其精髓卻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例如旅法的巴金，他的《家》描寫的是一個行將沒落的封建大家庭，以高老太爺為代表的封建專製家長，深受儒家“三綱五常”思想的影響，他身上繼承的是封建的糟粕；而以覺慧為代表的反叛者，則提倡自由和民主，反對大哥的“無抵抗主義”。他的思想也受到“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思想的影響，即積極入世，解放自己，並把解放人群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他最終離家出走，尋找新的生路。無論是積極還是消極的，整個家族的命運都與儒家思想息息相關。二十世紀初文學理論主張民主、自由、科學的啟蒙理念，主張取法乎西方，但傳統的民族文學特色並沒有隨之消亡。即便是“西化”論者的旗手胡適，對於民族傳統文化也沒有一味否定，相反，他還號召人們一點一滴地整理國故，去其亂、謬、迷信，尋其真意義、真價值。胡適自己曾說：“許多人認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許多方麵，我對經過長期發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嚴厲的。但是就全體來說，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我對新儒學的開山宗師是十分崇敬的。”可見，即使在“西化”概念衝擊中國文壇之際，儒家文化仍根植於中華文學之中，從未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