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之後，玄風改易，遂進入玄學演進的第二階段，即“竹林名士”階段。“竹林七賢”為其代表。“竹林七賢”為魏晉之際7個“賢士”的合稱，他們是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以及阮籍的侄兒阮鹹。“竹林七賢”所處的時代，正是曹魏政權的衰世。“高平陵政變”以後的11年中，司馬懿父子采用了種種殘酷手段，大肆屠殺名士。這種由篡逆所引發的嚴酷的政治鬥爭和嚴酷的政局，對當時學術思想產生了長遠的影響，具體表現在玄學思想的深刻變化，是由正始時期的談《老子》為主，轉為以《莊子》為主，一些論題也發生了變化。
阮籍、嵇康等人高揚自然本性，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自尊，以不與現政權合作的態度，放浪形骸，超然物外。在嵇康看來，名教是應該毀損、超越的，因為它不是人類原有的本性，而是違背本性、束縛本性、窒息本性、宰割本性的工具，是強製人們遵守的規範，不但不利於人們的自然發展，而且自相矛盾、虛假自欺。因此人們要順從自然，愛則自然去愛，敬則自然去敬，不要強製，不要教化，不要追求，不要克製內心的本意及欲望，隻要順著自然的本性去行，順著自己的本性去做，不管在朝在野、處上處下，都一樣可以達到保持純真本性的目的。
阮籍他們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阮籍鄰居有一少婦，美麗動人，當壚賣酒。他就與朋友王安常去買酒喝，阮籍喝醉時就睡在那婦人旁邊，不避閑言碎語，少婦之夫知道後也無疑心。阮籍鄰居還有一個才色俱全的少女，未嫁而死。
阮籍和她家無親無故，隻為天下失去了才女而悲痛。他到女子亡靈之前嚎啕大哭，盡哀而歸。阮籍有時還駕著馬車隨意行走，不擇道路，走到路絕轍窮時，放聲大哭，而後回頭。
司馬昭有位寵臣，名為鍾會，聞嵇康之名而來拜訪，正值嵇康鍛鐵。嵇康見鍾會乘肥馬、衣輕裘，隨從如雲，便不予理睬，旁若無人地繼續打鐵。鍾會等了很久，不見嵇康接待，隻好掃興而去。鍾會臨走時，嵇康才說：“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意思是說，鍾會所見到的嵇康，絕不是他所想象中的嵇康。在嵇康看來，鍾會聽說自己是名士，一定將自己當作遵守禮法、敬奉名教的儒者。然而實際的自己卻不守禮法，非毀名教，連對鍾會這樣的達官都不施一禮。
嵇康不遵禮法、非毀名教的行為，鄙視達官、無視權貴的態度，激起了司馬昭的憤怒，在鍾會的謀劃下，找借口處死了嵇康。據記載，嵇康入獄，有太學生數千人為之請願，又有眾多英豪俊傑隨之入獄，都被遣散。嵇康臨刑時，又有3000太學生請求師從，未被準許。嵇康麵對死亡，臉不變色，從其兄手中接過琴來，調弦正音，彈奏了一曲《廣陵散》，從容就死，時年40歲。海內之士聽到這一噩耗，莫不痛惜。
嵇康的被殺，標誌著政治權力和名教派的勝利，也預示了玄學向世俗的轉型、自然與名教的調和。亦即由此前倡導以自然統率名教、用自然否定名教，轉向自然與名教的合一，乃至推崇名教而否定自然，從而形成對正始特別是竹林精神的背離。而此期談風，更具有脫離現實虛無玄遠的特點。於是，玄學順理成章地演進至第三階段。即“中朝名士”階段。此階段以裴叔則、樂彥輔、郭象等第三代談宗為代表。郭象（252～312），字子玄，河南洛陽人。他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沒有沿著正始玄學和竹林玄學的老路走下去，而是另辟蹊徑，將儒、道二家的政治思想調和起來，創立起別具一格的“無為而有為”新理論，即“崇有”學說。所謂“崇有”，就是推崇“有”，認為“有”不僅是天地萬物存在的形式，而且是天地萬物存在的原因，整個世界的基礎立足於“有”。所謂“有”，指有形有象、有聲有色、有具體屬性的各種事物。一般情況下，它具有看得見、摸得著、可以被感知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