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國、兩晉至南北朝的幾百年間，曆史長河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漩渦，政權分裂，戰亂頻仍，中國社會處於大動蕩之中。與此同時，由於民族大遷徙和民族大雜居，隨之出現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各民族的文化彼此滲透、吸收和交融，表現尤為突出的是遊牧或半遊牧民族的“胡文化”與中原農耕居民的“漢文化”的激蕩交彙，在衝突中走向以漢文化為核心的融合。許多顯赫一時的民族，紛紛解體，與漢族融合為一體。
從曹魏時起，史稱“五胡”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塞外遊牧民族，由於多種曆史原因，大都陸續內徙，廣泛分布於中原各地。當時北方少數民族內徙人數之多，在曆史上實屬罕見。據《晉書·太祖文帝紀》記載，到西晉初內徙的少數民族人數已達“八百七十餘萬”。內徙的各少數民族，雖有一部分成為西晉政權的編戶齊民，承擔封建國家規定的賦稅徭役，但其主體部分則族聚而居，各自有王、侯、部帥等首領。封建政府的剝削、王公貴族對少數民族人口的掠奪以及與漢民族雜居時造成的民族紛爭，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各少數民族首領也往往利用這種矛盾，伺機獲取自己的政治權力。麵對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問題，沉迷於奢侈的西晉統治階層沒有認真對待，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西晉末年長達16年之久的八王之亂，使西晉政權處於極度混亂和衰弱的狀態，諸王混戰使華夏文明中心地帶的中原地區遭受了比漢末董卓之亂、牧守混戰更為嚴重的破壞，也使本已緊張尖銳的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八王之亂後期，匈奴人劉淵、羯人石勒相繼起兵，推波助瀾，並自圖發展，形成了以民族矛盾為主要內容的永嘉之亂。從劉淵建國到北魏統一北方的130多年時間，匈奴、鮮卑、羯、氐、羌“五胡”先後在中原地區建立起近20個民族政權，後人將這一時代概稱為“五胡十六國”。直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於太延五年（439）最後統一北方，這一曆史階段才告結束。
“五胡十六國”時期，是民族衝突最為激烈的時期，王朝嬗代猶如走馬燈。在殘酷的民族鬥爭中，胡人建國者逐漸意識到：要想立足於中原，必須學習吸收漢文化。他們無一例外的模仿漢族傳統的政權組織形式來建立自己的政權機構，大量引用當時漢族中最有文化素養的世族人士。如慕容鮮卑前燕的創立，正是流亡遼東的世族人士活動的結果；石勒創立後趙政權，漢族人張賓功不可沒；苻堅治國，亦以漢人王猛為股肱。各少數民族按漢族傳統政權的形式實施統治，促使其原有的社會組織趨於瓦解，這是各少數民族漢化的重要內容。同時，由於“五胡十六國”時期，創立民族政權的各少數民族大都沒有自己的文字係統及文化典籍，所以，各族統治者為了統治的需要，無不熱心於學習漢族文化典籍。十六國政權無一例外均興建學校，培養人才，而其學習的也無一不是儒家經典。通過利用漢文字，學習漢文典籍，各少數民族逐漸諳熟漢族文化，按漢族觀念行事，最後便認同於漢族，拋棄了本族的習俗，實現了胡人“漢化”。《魏書·崔浩傳》說：“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原，變風易俗，化洽四海”，正是對這種曆史現象的概括和總結。
匈奴人劉氏所創立的漢政權是個漢化程度比較深的政權。還在西晉末年時，內徙的匈奴族由於深受漢族文化的影響，文字、衣飾、葬俗等已大抵與漢族相同。尤其是內徙的南匈奴貴族上層人物，吸收和學習漢文化更是不遺餘力。匈奴人劉淵自幼拜上黨人士崔遊為師，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等儒家經典，還特別喜歡讀《春秋左氏傳》和《孫子兵法》，並大體上可以將二書內容背誦出來，同時還博覽《史記》、《漢書》及諸子百家。劉淵的兒子劉聰不僅“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而且“工草隸，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篇”，很有才智。劉淵的侄子劉曜不但自己深受漢族儒學的熏陶，漢文化素養頗高，當政時還極力在國內推行漢族文化，設置太學，選朝賢宿儒以教生徒，並且親自到太學考試學生，選拔優秀學生直接入朝為官。這些措施加速了內徙匈奴人吸收漢族文化的過程，有利於匈奴人的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