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要感謝方希。她是《水煮三國》中文簡體字第一版的策劃編輯，亦可謂是我的老師。按照她的計劃，《水煮三國》之後，就應該是《歡樂水滸》了。
每次看《水滸傳》，都會聯想到今日的商業社會和民營經濟。充斥於其中的暴力和權謀，也會讓我聯想到今日流行的狼文化。我感到難受，卻又找不到解決方案。我接受了方希交給我的創作任務，勉為其難地寫了三四萬字，心情便已經陷入了極度抑鬱之中，隻好一個刪除鍵將所有的心血付諸了灰飛煙滅。
其次我要感謝湯傑。她是《職業女性》雜誌社的編輯，前來向我約稿。我於是又想起我的任務，便答應一邊寫一邊連載，直到全書完稿，便可向方希交差。沒想到我的心情依然無法調整得很好，隻寫了四期，便再也寫不下去。值得慶幸的是，這四期的稿件卻好像火種似的保存了下來，直到七年後重新點燃我的創作激情。
在這個過程中，《水煮三國》所引發的“三國熱”也把我裹挾了起來。一時間，“說三國，論管理”蔚成風潮，湧現出許多慷慨激昂的大師，發表出許多嘩眾取寵的言論，即所謂“大師放屁，非同凡響”是也。而這些大師們所鼓吹的，卻正是令我這隻小山羊驚駭的狼文化。他們極力讚美曹操的暴力和權謀，把他包裝成一位雄才偉略的領導者。
他們批判《三國演義》，說它虛構了曆史，並以此為借口給曹操翻案。在某一個場合，我因為質疑某一位教授的學術道德問題，遭到網民們鋪天蓋地的謾罵。在這個寧做真小人的年代，我成了萬夫所指的偽君子。
我不願意做偽君子，也不願意做真小人，而希望自己做一個知錯就改的真君子。我於是三省吾身，我究竟做了什麼？什麼是我應該堅持的？什麼是我應該翻然改正的？我從此陷入了越來越深刻的沉思中。
事實上，我們爭論的不是曆史，也不是文學，而是我們各自的價值觀。某教授指責說，“桃園結義”的故事情節是虛構的。但他是否知道，《三國演義》為什麼要虛構這麼一片桃園，而不是杏園、竹園、梨園？赤兔馬也是虛構的，又有誰能夠看懂赤兔馬的文學意義？諸葛亮被稱為“臥龍”，而今又有誰能夠懂得“臥龍”的典故由來？《三國誌》是一個論據庫，《三國演義》也是一個論據庫，學者們不過是在采用這些論據來論證自己的價值觀，玩弄著一種自圓其說的學術遊戲。
這是一個浮躁的時代，也是一個難以言說的時代。錯綜複雜的利益衝突，無處不在的不公平，使得強者需要暴力和權謀來控製局麵，也使得弱者需要暴力和權謀來改變命運。與此同時，純真、善良和被中國人奉行了幾千年的道德卻遭到了懷疑和鄙棄。盛行於中國社會的批判性思維和肆行無忌的價值觀，使得那些曾經被目為民族良知的知識分子，也已經喪失了應有的學術操守。他們不思獨善其身，反而在為人性的惡尋找各種合理化的解答。我們可能已經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學者，而隻有被包裝的大師。
我們需要的不是批判性思維，而是理解性思維。曹操需要的也不是翻案，而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