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時，在教育部大禮堂公開演講“文化變遷與教育”，蒞會聽講者千餘人。由清華大學教育心理係主任朱君毅主持。其間，克伯屈講道：“現代世界的變遷，為前此所未有的。這樣極大的變遷的要素，為科學思想在人生之上應用。由此應用，發生兩種結果，一是自信力和批評力的增大；一是生活狀況之變遷。因之，複發生以下問題：（1）文化（或禮教）之落後。此由於道德、宗教、教育等觀念，不能與物質文明，同時並進。（二）權威之衰敗。此由於年長者不知青年人的需要是什麼，而阻止其前進，及青年人有了批評的態度所致。我們現在要應付這樣的變化，隻有”理智的道德化“（Intelligent moralization）。（三）世界的變遷，已經迅速，而以後的變遷尤其迅速。我們要應付這種變遷的世界，須要新的教育。（1927年5月6日《申報》，1927年5月《教育雜誌》第19卷第5號）
晚上7時，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出席由京師公立中小學教職員聯席會、中華教育改進社、平民教育社、哥倫比亞大學同學會及國立私立學校等10餘團體聯合舉行的歡迎宴會。教育部亦派陳寶泉代表赴宴。席間，克伯屈致辭，略謂本人初到貴國，過承歡迎，不勝榮幸，深愧無以為報，惟有候將來諸君到敝國時，再為同樣之答謝，至於貴國教育，因戰事未平，極形頹喪，確有從速整理之必要，回國以後，定囑門弟子盡力幫助中國教育界等語。（1927年5月6日《申報》）
29日 上午參觀學校，下午3時在清華學校演講《中國目前的教育問題》。克伯屈說：“教育就是生活，生活上所有的部分，在教育上都有相當的對體。無論解決哪一種社會生活問題，都須用教育的方法。”他認為，中國統一問題與中國教育有密切關係。“中國要有統一的政府：一、應有大規模的為公利的通力合作。二、應培養國民的道德上的膽量。三，增加生產力”。又說：“中國現在已經從一個靜的文化，變到一個動的文化。中國從前的方法、習慣、態度等等，都已不適宜於解決現在新的社會問題。我們應該自己創造一個教育製度，來培養國民新的態度、新的習慣、新的方法，以應付新的環境。這就是中國目前的教育問題。” （1927年5月6日《申報》，1927年5月《教育雜誌》第19卷第5號）
30日 上午參觀學校，下午在燕京大學演講《道德與教育》。克伯屈講道：“今日學校最大之謬點，在專賴一紙空文之教科書，以求道德教育之成功，不提倡道德思想，因無以培養向善之傾向。無向善之傾向，遂無道德行為之果斷力。但無實踐道德之機會，究不能養成道德行為之習慣。所以因興趣以求養成道德生活的習慣，更進以求道德行為的理解，為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務。” （1927年5月6日《申報》，1927年5月《教育雜誌》第19卷第5號）
5月4日 出席在清華大學召開的教育討論會，在會上指出：“中央集權製不應當是一成不變的，應當隨時有各色各種變異。各地方應該有做各種試驗的自由。中國現在過渡時代，以中央集權製較為適宜，不過最後的目的還是在地方分權製。”（1927年5月《教育雜誌》第19卷第5號）
5日 在北京教育會與北京教育界人士開教育討論會，其間，克伯屈講：教育哲學之功能，在使“教什麼”與“為什麼教”二者聯成一片。我們應先知“為什麼教”，然後能知“教什麼”。凡人於討論任何教育問題時，必有一種教育哲學為其根據--無論是好是壞。又說：“我根本不信學校畢業生為社會中最搗亂之分子，我以為新的社會，使一部分學生反抗舊的，而鼓吹新的生活，我們對於新的標準，必須深加考慮。我們應詳細討論，為何學生有極端行動，為何教育有變動之理由。” （1927年5月《教育雜誌》第19卷第5號）
6日 下午2時，赴西四牌樓帝王廟中華教育改進社，舉行第二次討論會，參加討論者有陳寶泉、陶知行、朱君毅、陳衡恪、張耀翔等100餘人，由高仁山翻譯，由該社提出20個題目，克氏逐一解答。5時半散會。（1927年5月13日《申報》）
7日 克伯屈蒞京講演，聞梅蘭芳名，托熊希齡致意欲得一見，遂由熊訂定當日下午4時，在無量大人胡同梅宅設茶會款待。克伯屈偕夫人，與南開大學校校長張伯苓，清華學校教育心理學係主任朱君毅、中華教育改進社學術部主任淩冰、陶知行、陳科美等人同赴梅宅，由梅出而接待，並由梅之英文教師等代為照料，克晤梅之後，極讚梅之藝術天才，與彼對於中國戲劇之觀念，酬對之言甚繁，大概以涉於赴美製布置為多，克謂中國戲劇中之音樂太簡單，又過於擾鬧（按指鑼鼓音），梅答以關於此點，正在研究，予意正欲減除喧鬧者，易以複雜之樂器使音樂一部成為獨立者，以備渡美時之用，克又謂梅之表情姿態極佳，固不必說，惟其唱做之派別，予意有類於歐美之Opera……賓主笑談甚歡，並攝影留念。當晚克氏夫婦觀賞梅蘭芳表演的戲劇。因欲再觀賞梅蘭芳戲劇，克伯屈夫婦推遲離京。
7時，在青年會發表公開講演《謀進步有所根據》，“聽眾頗為滿意”。（1927年5月17日《申報》）
9日 當日，在政治學會講演《教育在文化上之一切功用》，又在香山慈幼院教職員歡迎會上講《教員對於學生之指導問題》。他說：“近來中國社會的變化較各國為快，當教員的應使學生所學的能適應社會上的需要，能應付社會上之潮流，使之順乎正軌，方能與世界共同進行。但是如何能夠造成這個教育呢？要是拿別國的法子來實行於中國，恐怕因社會背景不同，環境不同，難以合用。就如中國二十年前教育製度係采取日本，而且又係仿自德國。彼時德國為君主專製；日本至今仍是君主專製。故其教育製度均是專製性質。中國既是共和國，此種教育製就不合用，所以諸位先生要用自主力自動力，用中國材料或用外國材料，用他國教育作參考，創造中國的教育，方合中國之用，而造成中國適合之教育，須用心理上原則來規定。”（1927年5月《教育雜誌》第19卷第5號）
10日 下午3時，在北大第二院講演，題為“現代教育方法之批評”，由陳科美翻譯。在演講中，克伯屈對老式的教學方法、道爾頓製、溫納特卡製等各種教學方法提出了批評，最後指出“設計教學法便是把目的（aims）和自己的目的相聯合，是我們理想的教育方法。”他說：“我相信很好的教員是願意去實行的。” （1927年5月《教育雜誌》第19卷第5號）
11日 在北京師範大學講演《學習之由來》，由張耀翔翻譯。其間，克伯屈講道：“（一）學習非久練不可，吾人當給學者以充分練習之機會。（二）有益的事，當學得做；無益的事，當學得不做。（三）以滿足成功激發正當的練習，以煩惱失敗阻礙不正當的學習。（四）學習須認清目的，無目的的學習最難成功，為教師者當將目的一一指示學者，養成有所為而為之精神。”（1927年5月17日《申報》，1927年5月《教育雜誌》第19卷第5號）
12日 在北京國立女子大學講演《中國女子教育問題》。他主要講兩個方麵的問題：“一、學業問題——女子應當學的是什麼--所學的和社會職業有何關係。二、社交問題：男女如何才能有好的聯絡：a用何方法聯係，b行為標準應當如何，附帶問題，好行為應如何養成。”並認為“男子應當養成豪俠的精神，女子應當有向男子要求尊敬的膽量。中學小學和各大學都不妨男女同學”。
當日，還在法政大學講演《我對於印度及中國的印象》。（1927年5月《教育雜誌》第19卷第5號）
14日 離京抵奉。
15-16日 在奉天作四次演講。奉天省長莫德惠、教育廳長謝應昌分別設宴款待，並盛情挽留。克伯屈因行程已定，極力辭謝。
16日 晚11時，乘南滿列車，赴朝鮮。（1927年5月26日《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