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中，延安搞來了一架鋼琴。接著在周恩來、葉劍英等領導人的直接關懷下，黨中央想方設法搞來了管弦樂隊全套樂器，1946年7月17日，在延安成立了“中央管弦樂團”，這個規模不大的樂團，由賀綠汀擔任主任兼作曲，張貞黻任副團長，李德倫任指揮。開始時，樂團除擔負一些禮儀性任務外，還演播過部分音樂作品，其中包括賀綠汀的《晚會》。因受戰爭的影響，該團後來未能再繼續演奏活動，而是與其它文藝工作團體合並，於1949年3月，以“華北人民文工團”的建製進入北京。後來更名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其樂隊成員則成為稍後建立的北京實驗歌劇院樂隊的骨幹（也有部分成員進入於1956年成立的中央樂團）。1946至1949年間，該樂團演奏的中國作品僅限於根據地產生的一些重要的管弦樂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在1948年，樂團還排練過一首從上海帶到解放區去的作品，即，沈知白創作的《月夜》，這首弦樂與長笛的樂曲，“很好聽”，但隻“試奏了幾次，並沒有正式演出”。
1946年，來自延安的“魯藝”在東北建立了附屬電影製片廠的管弦樂團，到1949年，才逐步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樂隊。為了適應這個樂隊演奏的需要，馬可在1949年創作了管弦樂《陝北組曲》，在西洋管弦樂器與中國打擊樂器結合方麵做得比較好，而且第一次在管弦樂隊中使用了板胡。同時，在1947年，經過清風店戰鬥和解放石家莊之後，俘虜了國民黨軍隊的幾支軍樂隊，聶榮臻司令員決心利用這些軍樂隊的人員和樂器，建立一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樂隊，並委派羅浪、晨耕、王建中等人去做建隊的工作。到1947年底，成立了晉察冀軍區軍樂隊，這是後來的總政軍樂團的前身。自此解放區除民族器樂外，軍樂和管弦樂也得到了發展。
其中，軍樂主要采用流行的群眾歌曲加以編配，如《解放軍進行曲》（以《八路軍進行曲》改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以及晨耕根據劫夫歌曲編配的《騎兵進行曲》、賀綠汀根據自作歌曲編配的《民主主義進行曲》等。為了創作新的軍樂曲，晨耕將李劫夫的歌曲《我們的鐵騎兵》改編為銅管樂《騎兵進行曲》，這首軍樂曲刻畫了騎兵部隊衝鋒陷陣的矯健英姿，成為解放戰爭時期頗具影響的軍樂作品之一。與此同時，在華東戰場任華東軍區文工團軍樂隊隊長的朱踐耳，也開始抓緊華東地區的軍樂建設。東北延邊朝鮮族地區的銅管樂有比較深厚的群眾基礎，1947年吉林市解放之後，朝鮮族作曲家許瑞祿創作了銅管樂曲《祝捷進行曲》，1948年許瑞祿在延邊文工團工作時，又創作了《勝利進行曲》和《人民解放軍進行曲》。這些都屬於中國軍樂的早期創作。
處於草創階段的解放區電影音樂創作也有一些形象鮮明、對影片畫麵起了襯托與配合作用的好作品，如何士德為故事片《橋》作的音樂，葛炎為紀錄片《烈士紀念塔》、蘇民為紀錄片《保育院》創作的音樂等。
二、音樂教育
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根據地，專業音樂教育從無到有，
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1938年4月10日，由毛澤東、林伯渠、周恩來、成仿吾、艾思奇、周揚發起，正式在延安成立了一所綜合性高等藝術學校，即：魯迅藝術學院（“魯藝”）。初建時，設有音樂、戲劇、美術三係。音樂係依據學校規定的“培養抗戰藝術幹部，研究抗戰藝術理論並接受中國與外國各時代的藝術遺產”以“創造中華民族新藝術”的教學目的，提出了五項具體教學任務：
1．研究進步的音樂理論與技術；
2.培養抗戰音樂幹部；
3.研究中國音樂遺產，接受並發揮之；
4.推動抗戰音樂的發展；
5.組織領導邊區一般的音樂工作。
“魯藝”音樂係的係主任先後由呂驥、冼星海擔任，許多來自國統區的專家學者，都在這裏從事教學工作，如張貞黻、杜矢甲、唐榮枚、瞿維、寄明、李煥之、鄭律成等。為了適應戰爭環境，音樂係采用短期培訓的方式，如建係之初規定修業期限為9個月，分3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在校學習3個月，學習課程除馬列主義、哲學、中國問題等共同必修課外，專業課有音樂概論、普通樂學、視唱練耳、練聲、作詞、作曲、合唱、器樂等；第二階段分配至有關單位實習三個月；第三階段仍回校學習三個月，這階段學習課程門類較前加深，專業課除作曲、聲樂、器樂、指揮分組專門研究外，還設有民間音樂研究、近代歌曲研究、音樂家研究等選修課。在第一、二期結業後，改為“四四製”，即分初、高級班，各學習四個月，初級班畢業後可到外地工作也可進高級班繼續學習。由於學員一般都有一定的音樂基礎和實際工作經驗，教學上又貫徹了理論聯係實際的方法，非常奏效。學生入學後雖然學習時間不長，但結業時大都能較好地適應革命音樂教育工作的需要，當他們分赴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和大後方，皆能很好地勝任抗戰音樂教育任務，而且許多人都成為音樂界的主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