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漢末群雄的角逐中，不斷取得勝利，最終統一北方，是與他采取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這兩項重要政策有密切關係的。這是曹操初臨兗州，治中從事毛玠向他提出的建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漢獻帝由長安逃回殘破不堪的洛陽，這給曹操提供了把皇帝搶到手的絕好機會。但是，有人認為，東方尚未平定，“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率製”，持此論調，以條件不具備為理由，實際上是反對迎帝。在此關鍵時刻，荀彧堅決主張迎帝都許。他力勸曹操說：“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影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以曆史上由尊王而稱霸定天下的事實說動曹操。又說：“今車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是迎駕都許的千載難逢的良機。“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略，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極言迎帝在政治上、策略上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又告誡說：“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如果猶豫遲疑，錯過良機，他人搶先，迎走天子，則後悔莫及。經荀彧這番苦口婆心的勸說和透徹精到的分析，曹操下了決心，親到洛陽，奉迎天子都許，不失時機地把漢獻帝這麵旗子抓到手。從此，曹操以朝廷的名義發號施令，征討不臣，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動權。
當時，另一個實力強盛的軍閥是袁紹，他的謀士也看到了搶奪漢獻帝的重要性。《三國誌》卷六《袁紹傳》記載：郭圖“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而注引《獻帝傳》記載：“沮授說紹雲：‘……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說，將從之。郭圖、淳於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許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
究竟是郭圖還是沮授向袁紹提出迎獻帝都鄴的建議，《三國誌》和《獻帝傳》各執一說，但謀士及時地提出了這一建議，當是事實。不過袁紹目光短淺，沒有接受，而被曹操獨占了鼇頭。後來袁紹十分後悔，但已無可奈何。
“會太祖（曹操）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徒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三國演義》）
此時，漢獻帝已是曹操搶到手的寶貝，自然小心守護，豈讓袁紹靠近！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包圍張繡於穰，“袁紹叛卒詣公雲：‘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回。”聽到叛卒的報告，就以為袁紹真的要來搶天子，急忙撤兵而回，足見曹操對看守漢獻帝是多麼小心謹慎。
直到官渡之戰初期，許攸還給袁紹出主意：“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無圍取之。’攸怒。”這是袁紹搶天子的最後機會，但愚蠢的袁紹又一次錯過，無怪許攸對此忿忿不已。
江東的孫策也曾計劃從曹操手中奪取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孫策被刺客殺死，搶奪漢獻帝的計劃未能付諸實施。
看來，曹操幸虧在荀彧力勸下搶先迎帝都許，如稍遲緩，虎視耽耽的軍閥大有人在，獻帝鹿歸誰手，殊難預料。
堅戰官渡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戰，曹操打敗實力雄厚的袁紹，殲滅其主力，為統一北方打下基礎。這是曆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例，在世界軍事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在官渡之戰中，荀彧以超人的智慧和謀略對曹軍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戰爭的準備階段，荀彧對敵我雙方優劣態勢的分析，鼓舞和堅定了曹操及將士參戰的勇氣，為戰勝袁紹作了思想準備。
“自太祖（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並河朔，天下畏其強”。曹操在宛被張繡打敗之後，“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他把袁紹的信給荀彧看，問：“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反映了曹操想討伐袁紹而又缺乏勝利信心的矛盾心理狀態。此時，袁紹占有冀、青、幽、並四州，曹操隻占兗、豫二州；袁紹有大軍十餘萬，戰馬萬匹。曹的軍隊說“兵不滿萬”固不可信，但較袁紹少得多，是事實。所以曹操認定“力不敵”袁紹，心懷膽怯而猶豫不決。主帥尚且畏敵，“諸將以為不可敵”也就不奇怪了。從曹操至諸將普遍存在的畏敵情緒，是戰勝敵人的極大障礙。而荀彧的眼光高人一著，既看到了袁紹外在的強大，又清楚地看到了其內在的虛弱和己方潛在的優勢。並堅信隻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己方“雖弱必強”，能使敵方“雖強易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