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漢末群雄的角逐中,不斷取得勝利,最終統一北方,是與他采取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這兩項重要政策有密切關係的。這是曹操初臨兗州,治中從事毛玠向他提出的建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漢獻帝由長安逃回殘破不堪的洛陽,這給曹操提供了把皇帝搶到手的絕好機會。但是,有人認為,東方尚未平定,“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率製”,持此論調,以條件不具備為理由,實際上是反對迎帝。在此關鍵時刻,荀彧堅決主張迎帝都許。他力勸曹操說:“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影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以曆史上由尊王而稱霸定天下的事實說動曹操。又說:“今車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是迎駕都許的千載難逢的良機。“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略,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極言迎帝在政治上、策略上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又告誡說:“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如果猶豫遲疑,錯過良機,他人搶先,迎走天子,則後悔莫及。經荀彧這番苦口婆心的勸說和透徹精到的分析,曹操下了決心,親到洛陽,奉迎天子都許,不失時機地把漢獻帝這麵旗子抓到手。從此,曹操以朝廷的名義發號施令,征討不臣,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動權。
當時,另一個實力強盛的軍閥是袁紹,他的謀士也看到了搶奪漢獻帝的重要性。《三國誌》卷六《袁紹傳》記載:郭圖“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而注引《獻帝傳》記載:“沮授說紹雲:‘……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說,將從之。郭圖、淳於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許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
究竟是郭圖還是沮授向袁紹提出迎獻帝都鄴的建議,《三國誌》和《獻帝傳》各執一說,但謀士及時地提出了這一建議,當是事實。不過袁紹目光短淺,沒有接受,而被曹操獨占了鼇頭。後來袁紹十分後悔,但已無可奈何。
“會太祖(曹操)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徒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三國演義》)
此時,漢獻帝已是曹操搶到手的寶貝,自然小心守護,豈讓袁紹靠近!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包圍張繡於穰,“袁紹叛卒詣公雲:‘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回。”聽到叛卒的報告,就以為袁紹真的要來搶天子,急忙撤兵而回,足見曹操對看守漢獻帝是多麼小心謹慎。
直到官渡之戰初期,許攸還給袁紹出主意:“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無圍取之。’攸怒。”這是袁紹搶天子的最後機會,但愚蠢的袁紹又一次錯過,無怪許攸對此忿忿不已。
江東的孫策也曾計劃從曹操手中奪取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孫策被刺客殺死,搶奪漢獻帝的計劃未能付諸實施。
看來,曹操幸虧在荀彧力勸下搶先迎帝都許,如稍遲緩,虎視耽耽的軍閥大有人在,獻帝鹿歸誰手,殊難預料。
堅戰官渡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戰,曹操打敗實力雄厚的袁紹,殲滅其主力,為統一北方打下基礎。這是曆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例,在世界軍事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在官渡之戰中,荀彧以超人的智慧和謀略對曹軍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戰爭的準備階段,荀彧對敵我雙方優劣態勢的分析,鼓舞和堅定了曹操及將士參戰的勇氣,為戰勝袁紹作了思想準備。
“自太祖(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並河朔,天下畏其強”。曹操在宛被張繡打敗之後,“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他把袁紹的信給荀彧看,問:“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反映了曹操想討伐袁紹而又缺乏勝利信心的矛盾心理狀態。此時,袁紹占有冀、青、幽、並四州,曹操隻占兗、豫二州;袁紹有大軍十餘萬,戰馬萬匹。曹的軍隊說“兵不滿萬”固不可信,但較袁紹少得多,是事實。所以曹操認定“力不敵”袁紹,心懷膽怯而猶豫不決。主帥尚且畏敵,“諸將以為不可敵”也就不奇怪了。從曹操至諸將普遍存在的畏敵情緒,是戰勝敵人的極大障礙。而荀彧的眼光高人一著,既看到了袁紹外在的強大,又清楚地看到了其內在的虛弱和己方潛在的優勢。並堅信隻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己方“雖弱必強”,能使敵方“雖強易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