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在《中國能“和平”崛起嗎》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國的崛起帶來的中美關係轉變有三種可能走向：一是“正和”觀點被接受，即各方認同彼此之間並不存在深刻的意識形態衝突——但目前看不到這樣的跡象；二是“負和”觀點占據主導，即老牌大國與新興大國間競相爭奪主導地位，甚至可能出現以美國為首、遏製中國的聯盟；三是一種設想的混合情形，全球化與全球範圍內的合作並存，典型的均勢政治越來越重要——但這基本上正是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格局。我們固然希望未來的中美關係走向第一種假設，但目前的國際局勢和包括美國在內的他國對我國的態度都不容樂觀。美國學者Mearsheimer認為，中國無法實現其和平崛起的願望，而是會受到美國和中國的鄰國結成的聯盟的阻遏。另一學者Peou則通過總結目前的相關研究意見也認為，盡管中國的領導人可能無意冒犯它國，但卻不能保證它國不來冒犯；中國要建立與鄰國的互信非常困難。
中美之間，就美國的國家利益而言，首先美國不會甘心世界上出現一個在經濟實力和其他方麵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大國，從而影響其領導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過去主流的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認為，國與國之間的衝突，是東西方文明不同所導致，是不同宗教文化的衝突。但筆者認為，除不同文明的衝突外，衝突的根基是全球利益在國家間分配的矛盾，因而其實質是國家利益衝突。其次，從意識形態方麵講，美國一直反對三種主義，即極端恐怖主義、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因此，美國勢必也將中國的崛起，視作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全球的崛起。再次，美國在文化上是一個以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國家，奉行單一神的宗教，且具有排他性；而中國則是儒家文明輔以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多核心國家，其中還混合有伊斯蘭教和天主教等宗教，而共產黨的信仰則為無神論。因此中美在信仰係統上存在顯著差異。最後，從政治體製來看，美國是一個奉行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實行多黨製、總統普選、新聞自由和軍隊國家化等體製的國家；而中國則是一個威權政體，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人民民主的社會。有些美國學者就認為中國如果不能脫離隻注重發展經濟而不重視解放人權的思維框架，是難以與世界達成真正的信任、發展其軟實力的；也有人也認為，除非中國成為西式的民主國家，否則無法真正達成與國際社會的互信。然而筆者認為，中美關係中，國家利益在先、意識形態其次。換言之，即使有一天兩國的意識形態能夠取得共識，國家間利益博弈還是不可避免。這就如同當年的中蘇關係，盡管都奉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然而出於各自的國家利益，也曾經達到過非常激烈的對抗程度。
因此，美國在這八年中必會采取全麵遏製中國崛起和強盛的戰略。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戰略看，對於中國將是戰爭與和平兩手準備。戰爭與和平，是兩個極端；兩個極端中間，存在無數個組合。一旦中美之間爆發戰爭，誰輸誰贏不得而知，但其代價、成本和災難一定是巨大的。中美兩國有可能達成一定的默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從而兩國可以維持和平，各自過太平日子，也就沒有衝突、成本、代價和災難。但是，美國不願意形成全球“中美G2”主導格局，從而可能喪失自身的國際領導地位。美國可能運用外交等手段，利用第三方力量，如印度、菲律賓、越南、緬甸等國與中國的領土、領海糾紛，借助他們的力量，與中國非正麵衝突，從而達到鉗製中國、消耗中國的目的，趁中國經濟發展還處於少年時期，就遏製中國、分化中國，避免其成為未來可與美國匹敵、甚至比美國還強大的對手。這種戰略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從國家間經濟戰略看，美國的經濟重點也將向亞太轉移，既積極參與和主導區域合作（如TPP等），在區域合作中把握製定規則的話語權和控製權，同時也更多地開拓亞太新興經濟市場，與亞太形成更緊密的投資貿易合作。美國還可能利用其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發難。如此，美國將在亞太地區保持和加強其影響力，與中國進行區域主導權的競爭。
因此，我們在明確認識到美國在接下來的八年中會對我國采取何種態度和手段的基礎上，必須積極主動地做好全盤應對準備。首先，基於中美目前的實力對比，必須盡量避免與美國或受美國指使的其他國家產生直接的軍事衝突，但同時也需要在必要的時候秀出自己的“肌肉”，嚇阻某些想渾水摸魚的小國，因為過去能夠韜光養晦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其次，我們仍然要以經濟利益的合作共贏為抓手，讓相關國家認識到與美國聯盟的得不償失，使美國無法真正形成穩定的合圍中國的區域聯盟。再次，我們也需要主動出擊，不論是在區域經濟合作框架的規則製定上，還是在氣候環境談判等國際場合，一方麵要努力提升自身的話語權，另一方麵也需要適時適度打壓美國的囂張氣焰。最後，我們也要向外積極地傳播以中國儒家文化為主導的思想，讓世界了解並接受“和而不同”、多元化、多極化發展的中國哲學理念，嚐試與國際社會逐步建立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