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在未來30年內，因工業化的發展，仍需要消耗資源，排放的總量也要增加。否則，中國無法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邁進。若生活水平長期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國內人民群眾也不會答應。中國是一個人均GDP水平2012年隻有6094美元的發展中國家，世界各國平均是10139美元，發達國家在20000到50000美元。發達國家在其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和城市社會轉變時期，也經曆了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排放、高汙染的階段。目前，中國人均鋼材、水泥、能源、淡水等資源的消耗水平，包括碳排放，也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在本世紀中葉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發展水平，中國發展的任務還很重，要推進城市化，要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要在城市、住房、交通、其他基礎設施等等方麵進行大量的建設，因此，人均消耗能源等資源與排放水平和總量，處在一個上升期。這是不可避免的。先發展的國家，要求後發展國家以不發展的代價，來解決全球資源生態環境問題，是不公平的。
印度代表在德班會議上指出，隻有20到30多年碳排放曆史的發展中國家，不應與已進行200多年大規模碳排放的工業化國家承擔同等的減排責任。世界上已經有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框架”，就是《京都議定書》，發達國家非但沒有落實，還要求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與發達國家一樣總量減排，這嚴重違背了公平原則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中國在會上支持印度的立場，表示“發達國家率先減排，發展中國家要減貧，要發展，還要保護環境，發達國家應予以資金和技術支持，但發達國家遠沒有落實”。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處理發展與環境關係上的區別。
其次，雖然未來發展任務繁重，但是，中國積極參與多邊和國際組織進行的氣候資源等全球問題的磋商，製定排放和消耗標準，承諾在自己最大努力下能夠完成的節能和排放限製。未來10年，中國發展處於限排階段，即排放量可以增長，但增長率不可以上升，到2020年，中國將全麵實行減排。中國政府積極參加的2011年底德班會議，包括在中國政府代表的不懈努力下，最後形成了最重要的三項共識：一是堅持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巴厘路線圖”授權，堅持了雙軌談判機製，堅持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二是就發展中國家最為關心的《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問題安排，承諾期的期限將由2012年在卡塔爾舉行的氣候大會上作出決定；三是在資金問題上取得了重要進展，決定啟動綠色氣候基金，盡快建立董事會，完成相關的法律和運行原則。這一基金規定，從2013年到2020年，發達國家每年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用於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德班會議的最大成果，就是延長了被其稱為“神聖法律框架”的《京都議定書》。根據氣候框架協定的維持，意味著“保證每年至少10%的環境技術投資增長”，這將有力推動一些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科技進步。
中國作為《京都議定書》締約國中的發展中國家，目前不屬於強製減排的國家，不具有國際法上的強製減排義務。但是，中國政府在哥本哈根和德班氣候會議承諾，2020年前把單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40%~45%，2020年以後有條件地接受強製減排協議，中國將承擔與自身發展階段和水平相適應的責任及義務。中國提出“十二五”時期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17%。
再次，中國將努力通過比例和總量控製、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擴大森林覆蓋率、轉變發展和生活方式，以及價稅改革等方式，切實減少中國發展中對全球資源生態環境的影響，在這方麵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將按照承諾的排放減少比例和以後總量減排目標，通過指標分解，進入發展規劃，給各行業和各地方達到任務。並且嚴格執行法律法規，督促地方政府和企業在節能減排上積極行動，並且嚴懲違規行為。其他措施在前麵已經論及，這裏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