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需要各國企業的競爭，隻有競爭，才能有技術的進步，才能使管理提升、降低消耗，才能提高全人類生產和生活的能力和素質，從而推動人類的進步。這種競爭形成了國家間的博弈。這樣就出現了幾個問題：一是國家間形成的是純粹經濟競爭，還是經濟與武力威脅相加的競爭？二是經濟競爭是零和博弈，還是合作型的共贏博弈？三是在合作博弈時，是否強加對方不願意的政治等附加條款，以非經濟方式進行競爭？
和平發展，需要的是合作型的經濟競爭，而不是摻雜武力進行競爭。當年清朝政府閉關鎖國，不開放市場，這是不順應全球經濟發展潮流的方式。但是，世界列強國用槍炮利艦侵略中國，並強迫清政府簽訂開放口岸和市場的行為，則屬於武力脅迫的經濟競爭。
現代和平發展，是合作共贏博弈的模式。前麵已述，由於各個國家發展階段、資源稟賦、技術水平、產業優勢等的不同，在生產和貿易上的激烈競爭是有利於提高世界生產和技術整體的素質和水平。但合理的專業分工、協作，通過投資和貿易實現各自的利益，即競爭中的合作共贏，仍然是經濟博弈的主體。特別是通過區域經濟的一體化，設立雙邊和多邊的自由貿易區，加強合作並減弱惡性競爭。和平發展，也包括通過經濟援助、貿易優惠國待遇、培養受援國造血機能等方式，幫助競爭中的弱國實現共同發展。
和平發展，在國與國的經濟合作中，不應強行附加對方不願意的非經濟政治等因素。華沙條約組織內成員國之間有經濟方麵的合作，但許多成員國與蘇聯的經濟交往中，往往因為合約體內計劃經濟和調撥等不合理的分工、價格和貿易體係，使處於弱勢合作國的利益受損。並附加了一些政治因素在其中，甚至武力幹涉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合約國的內政。因此，現代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和合作，需要建立在等價交換的市場分配資源基礎之上，並盡量減少國家的行政幹預和強加其他非經濟條款。
第五，全球發達國家，包括發展中大國，都需要對保證全球和平，縮小國家間發展差距，維護地球的生態環境資源安全，實現人類共同發展，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和義務。
首先是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要減少軍備支出，限製軍備競賽，防止地區武裝衝突，避免戰爭爆發；減免不發達國家的債務，為這些國家和地區提供更多的經濟援助，並且真心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形成自己國民經濟的造血功能；作為發達國家，更應該帶頭減少排放，節約能源，保護公共領域的生態環境；並對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的財力和份額，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其次是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國家，以及體製轉型中的國家，在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也應逐步地承擔上述責任和義務。
第六，長遠看，實現全人類的和平發展，需要建立各國和各地區間的協商機製，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製定共同的行動規則，並建設能發揮作用和有效的全球治理結構，即形成全球和平發展的體製模式。
上世紀中葉，聯合國的設立，為各國和各地區協商之間的經濟、軍事、政治、外交等等事務，包括衝突，及進行較為中立的裁定，提供了一個初步的治理架構；而其憲章，也是人類共處的行動規則。國際法院、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等，給全球投資貿易等經濟活動，商定了行動規則，是進行協調、訴訟和裁判的機構。從20世紀80年代的裏約熱內盧會議以來，全球各國間就生態和環境進行著艱難的協商，力圖達成共識，形成各方遵守的行動規則，以保證全球的可持續發展，並實現維護全球環境安全。
為了實現全球和平發展，需要付出的努力是：（1）強化協商。進一步加強各國和各地區間的協商溝通，使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形成平等有效的協商機製。（2）達成人類共識，製定共同規則。通過各種論壇、會議和其他渠道的磋商，各國不論大小，平等表達意見，在一些重大的和平、發展、環境等問題上形成共識，基於這些共識製定需要遵守的行動規則。（3）補充和修改聯合國憲章，進一步改造和完善全球治理結構，及其運行的規則和程序。由於各國大小不同，人口規模不一，需要建立聯合國的雙重會議形式；建立新的強有力的聯合國決議執行機構，將聯合國的立法和執行分開；完善國際司法體係，形成合理的檢查和法院機構；鼓勵形成更多的國際民間的組織，完善和發揮世界貿易組織等國家間第三方組織的協調作用。總之，從長遠看，需要形成合乎人類和平發展的全球民主參與的治理結構。
（二）社會主義與中國和平發展道路
在研究中，總是有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間是什麼關係？以美國價值觀出發的全球戰略看，美國在21世紀的重要任務是防止極端法西斯主義和極端共產主義在全球死灰複燃和全球蔓延。社會主義，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核心價值觀，是旗幟，在分析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中，不能回避這樣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