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歐盟還在猶豫。歐盟的官方解釋是，需要繼續考查中國五方麵的因素：國家對企業決定的影響；轉型及私有化過程取得的進步；審計及企業管理情況；破產規定的情況；財政體製的情況。市場經濟地位是與中國利益攸關的問題。歐盟對來自中國的出口產品及企業不斷地使用“反傾銷”條款，所依據的就是“非市場經濟”這張牌。歐盟可以隨意拿一個國家的價格來衡量中國出口價格的高低，而不需要舉出中國的出口價格低於生產成本的證據。事實上，歐盟手中的這張牌已經來日無多，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時與歐盟等國簽的協議給了中國一個15年的過渡期，換言之，到2016年中國將自動獲得這一地位。關於這一問題，歐洲內部已經出現了分化，德法兩國持積極的態度，英國則頗有點堅守到底的味道。
對華武器禁運是1989年歐盟做出的決定。時至今日迫於美國壓力和內部分歧，歐盟至今仍維持著這一禁令。更有甚者，歐盟以解禁可能會引起台灣海峽兩岸軍事力量的失衡和海峽兩岸的軍備競賽為由，來維持該項政策的合法性。歐盟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多年，不可能不知道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根本利益問題，而且歐盟還多次重申其一個中國的政策立場不變。但歐盟現在將武器解禁問題與台灣問題掛起鉤來，不能不說是對中歐全麵戰略夥伴關係的一大諷刺。
（三）中國的對歐戰略
針對中國在歐洲的重大國家利益存在和中歐之間利益關係博弈的現實，在統籌對歐戰略時，要避免“鏡像”效應的陷阱，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按照自己的邏輯和思想方法去想象歐洲人將會如何做，而要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去看待歐洲發生的事情，要了解歐洲人決定對華政策的邏輯，以此作為我們製定對歐戰略的一個基點。具體來說中國對歐戰略大致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繼續從戰略的高度看待中歐關係，形成與歐洲對話和協調的完整機製，加強中歐社會層麵的交流。應該看到中國和歐洲作為國際舞台上的關鍵行為體，中歐夥伴關係已經超越了雙邊範疇，應該發掘中歐戰略合作的全部潛力，雙方的目標應是共同處理帶有全球利益和關切的問題。基於這樣的定位看待中歐關係必須要有戰略的高度，從長遠處著手處理中歐之間暫時的分歧。中歐之間既有的對話和協調機製總的來看還是比較完備的，但還不夠精致。尤其是《裏斯本條約》生效以後，歐洲議會在歐盟預算和歐盟主席的選擇和任命上的權力得到了擴展。歐洲議會作為歐洲保守派的大本營，向來對中國的意識形態、人權以及涉藏問題非議頻仍、指責不斷。加強對歐洲議會的對話、協調和公關已是迫在眉睫，因此，除了官方的議會之間的交流外，需要做好歐洲議會、議員的院外公關，並使之機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