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國際談判的各方勢力中，由於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所以歐盟一直居於氣候談判的主導地位。歐盟各國經濟發達、環境狀況良好、環保實力較強、清潔能源在能源構成中比例較大，並擁有先進的環保技術和較充足的資金，加上歐盟獨特的綠黨政治，極力要求立即采取激進的減、限排溫室氣體措施，既可以回到國際社會的主導地位，又可以通過技術轉讓獲益，這使得歐盟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態度一直很積極。不過，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排放大國的減排行動一直讓歐盟不甚滿意，因此在談判中的態度是待價而沽：歐盟承諾到2020年將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20%，如果其他國家承擔量化減排責任，歐盟還可以減排到30%，即便如此，這離發展中國家一直期待的40%的減排下限還有很大距離。
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的東道國丹麥認為，需將現有的發展中國家再細分為發展中國家和最脆弱國家，最脆弱國家仍無約束性減排目標，但發展中國家將有強製性減排目標，而且到2050年，發展中國家人均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限製為1.44噸，而發達國家為2.67噸，大約兩倍於發展中國家。在2012年5月15日閉幕的德國波恩氣候會議上，歐盟首席談判代表麥茲格宣稱：按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區分減排責任，已經無法反映當前各國的經濟實情，應當采取更具活力的責任分擔機製。其針對的就是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
以往日本在氣候談判問題上一直很積極，已創出了“低碳社會”的成功模式，但其在《京都議定書》中承諾的2010年減排6%的目標不僅沒有實現，反而增加了8%。日本政府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承諾減排25%，但國內產業界反對強烈，表明最多隻能削減18%，加上政治原因，使其再三推遲《推動地球溫暖化防止法案》在國會的審議，碳排放交易製度的推廣也遭擱淺。更令人遺憾的是，日本在坎昆會議上以排放大國的美國和中國沒有參加為由反對延長《京都議定書》，對承擔減排責任態度消極。
歐盟和日本都要求中國承擔碳減排責任，並對中國的減排步驟給出了建議。英國斯特恩爵士認為，中國內部差異極大，雖然中西部地區還處於落後狀態，但沿海一些省市的人均排放已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些地區應該和歐洲一樣承擔量化減排義務，實施“區域減排”。日本人想出的辦法是“行業減排”，從高碳排放行業開始減排，隻要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減排下去，加到一起整個國家的總量減排就可以實現了。
從以上分析看，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盡管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在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減、限排溫室氣體義務方麵，尤其是壓製中國承擔強製減排義務方麵，立場是一致的。中國強調發達國家在國際減排中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強調自己是發展中國家，但是近年來世界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國際社會要求中國在氣候問題承擔更多責任的呼聲也高漲起來。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期間，盡管中國宣布了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的承諾，然而，發達國家還是拿出“到2050年比1990年減排80%”的方案，希望爭取中國更大的讓步。這是一個對中國等發展中大國極其不公平的方案，因為這個方案意味著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從2020年要減少45%的排放。但是，這個方案確實起到了迷惑多數國家的作用，將國際壓力轉移到中國。在近年的國際氣候大會上，中國不但常成為發達國家指責的對象，同時也被一些發展中國家視為“不好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