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新年過後，清朝皇室成員已在緊張地為逃亡作準備。1月18日的《紐約時報》刊登一條報道如下：
王公們與太後在今天（1月17日）召開的會議上沒有采取明確的行動。因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身有微恙，關於皇帝退位主題的討論要拖延到星期五（1月19日）……北京和奉天（Mukden，沈陽的舊稱）皇宮中的大量珍寶正在出售。在北京，許多美國與歐洲的代理商正在洽商購買事宜。眾多王府甚至包括紫禁城正在以類似的方式枯竭。奉天是清國以前的首都。那裏的皇宮是一座博物館，藏有大量價值連城的曆史文物。
隨著事態的進展，一直在關注中國改良與革命進程的西方列強對待革命者的中立立場由傾向於反對轉為傾向於支持。1911年12月24日，南北和談期間，日本召開了一次內閣秘密會議，許多老謀深算的政治家都有出席，其中包括已經兩度擔任首相並將在次年再度當選首相的桂太郎，他們極為認真地討論了中國的局勢與未來。根據《紐約時報》駐東京記者在次日撰寫的一篇題為《列強接受中國共和》的文章的記錄，這次會議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選擇共和政體已全然不可避免。“多數列強顯然順應了當下局勢。日本與英國都宣布無意通過任何方式對中國進行任何幹預，更不用說迫使中國選擇何種政體。北京的帝國政府的唯一選擇是，屈服”。
1912年1月5日，對列強的態度十分了解的孫中山在南京向列強發布了一項英文聲明。他先是在聲明中解釋反清革命的必要性，稱當下局勢是滿族暴政的結果，“非實行革命，不足以蕩滌舊汙，振作新機”。而後，他要求列強在中華民國政府與清政府之間作出抉擇，以進一步孤立清政府。他表示，凡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與各國締結的條約、所借的外債、所讓與的種種權利，民國政府均認為有效，至於條約期滿而止，不變更其條件。而革命發生之後清政府與各國締結的條約、所借的外債、所讓與的權利，民國政府均認為無效。
但是，正如《紐約時報》所報道的，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身份隻是派係複雜的革命力量的權宜之計。在皇帝遲遲不遜位、南北和談陷入僵局之時，他成為革命派的眾矢之的。
1912年1月23日，身在上海的美國著名記者米勒德在一篇題為《中國起義軍正在爭吵》的文章中寫道，因為忽視袁世凱的要求而陷入的僵局使共和者們（The Republicans）麵臨分裂的危險。在南北和談的第二階段，直接與袁世凱進行談判的南方總代表伍廷芳“強烈抱怨孫中山忽視已經達成的協議的行為”，因為孫中山在當選臨時總統之時曾承諾在必要時退位讓賢，讓袁世凱當選總統，“孫中山在南京當選總統之後，被外國顧問們——主要是日本人——重重包圍。很多具有野心的共和者以及激進的政治暴發戶們開始察覺到一個保留權力的機會，並逐漸轉變其態度。每當伍廷芳與袁世凱達成一項協議，孫中山都會提出新的條件……個人野心現在淩駕於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上……孫中山的到來給局麵注入了陰謀元素與動蕩的因子。他個人是否應該對此僵局負責或者他是否被顧問們錯誤地引導尚不確定……共和的將軍們之間的分歧與日俱增。中國商界渴望袁世凱成為政府首腦”。
兩天之後，即1月25日，袁世凱等人通電支持共和。2月12日，在袁世凱的逼迫下，末代皇帝溥儀遜位。大清王朝——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對中國的統治宣告結束。次日，孫中山辭職。2月15日，袁世凱當選總統。
對於大清王朝的滅亡，在1793年訪華的馬嘎爾尼勳爵說過的一段話或許可以被理解為預言。1807年，英國政治家約翰·巴羅爵士——他是訪華使團成員之一並兼任副使斯湯頓年僅11歲的兒子的數學老師——將這段話記錄在他為馬嘎爾尼編著的一本文選之中。
1808年9月份的《評論月刊》對這段話亦有摘錄，大意是：“中華帝國（The Empire of China）是一艘破舊而瘋狂的軍艦。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幸而接連有幾位能幹而謹慎的船長，才能使她繼續漂浮在水麵上。她僅憑巨大的外觀就足以震懾鄰國。但是，如果碰巧由一位不稱職的人來掌舵，這艘船的紀律和安全就將蕩然無存。她可能不會馬上沉沒。她可能會像一艘失事船那樣在海上漂浮一段時間，然後衝向海岸，撞得粉身碎骨。她絕不可能在原來的基礎上被重建。”
然而馬嘎爾尼的這番話並未盡善。如果把“中華帝國”比作一艘“破舊而瘋狂的軍艦”的話，那麼，“海風”即是不容忽視的時勢（馬嘎爾尼說這番話的時候，軍艦尚需借助風帆之力航行）。在此時勢之下，隻有兩種結果：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隻是時間早晚而已。
至少在十一二年前，當時我尚未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畢業，就已經萌生了通過分析和整理一兩百年前的新聞報道來梳理曆史的想法。當時打動我的是我在圖書館查閱新聞史資料時看到過的一些老照片，它們是一百多年前的西方記者們的傑作，記錄的是中國晚清時期的曆史，其中不乏血淋淋的行刑場麵。刊登老照片的那本書的書名我已經忘記，沒有忘記的是那些照片帶給我的衝擊。
通常一個想法出現之後，如果不立即實施，那麼它可能很快就會潛伏到記憶的最深處，乃至完全被遺忘，就好像它從來就不曾出現。對於像我這樣疏懶成性的人來說，這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已經沉睡多年的想法如果被喚醒，一般都是因為發生了一件或幾件巧合並且力量大到足以讓沉睡者無法繼續沉睡的事情。
兩年多前（2008年），在為撰寫《蒙古帝國》一書而查閱英文資料的過程中偶然看到的一篇出自19世紀英國著名記者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筆下的關於清朝皇室趣聞的報道（見本書第九篇），即是喚醒撰寫此書想法的偶然性事件。撰寫本書所用的外文報道資料自那時起就開始陸陸續續地查閱並整理。
但真正有序地整理外文報道資料，是始自一年多以前，在《蒙古帝國》書稿基本結束之後。因為在資料核實方麵遇到不少困難，大量的外文原始資料被舍棄。這些被舍棄的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我試圖搭建的結構。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夠將它們充實到書稿之中。
我給本書稿確定的書名是《晚清殘錄——西媒視界中的王朝末日》。“晚清”、“王朝末日”二詞限定了本書的時空範圍。“西媒視界”一詞限定了書稿資料的主要來源。作為對時代的實時記錄，新聞報道可能成為最為鮮活的史料。“殘錄”一詞限定了本書的重點在於盡力還原一些曆史片段，而非完整而係統地對曆史進行解讀，同時，“殘”字亦可傳達帝國末日的淒涼感。
之所以在這裏對原書名予以特別交代，是因為我不能確定書稿出版時的書名。在一般情況下，書稿交與出版方之後，出版方大都會根據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重新定義書名，比如，在若幹年前，我撰寫的以探討美國過度擴張為主要內容的書稿《失控的帝國》在出版時即更名為《美國沉沒？》。於出版方而言，重新定義書名或有助於挖掘圖書的市場價值，拉近讀者與圖書之間的距離；於作者而言，原書名則是全麵展示其想法的不可或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