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局勢急劇惡化，清朝統治者希望能請袁世凱出山以力挽狂瀾。10月14日，上諭下達內閣：“湖廣總督著袁世凱補授，並督辦剿撫事宜。”10月27日，又諭：“湖廣總督袁世凱著授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各軍並長江水師暨此次派出各項軍隊均歸該大臣節製調遣。”
10月30日，重陽節，幼帝溥儀——通過攝政王——在給內閣的上諭中“罪己”，以期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因此篇《罪己詔》情詞懇切，乃“將死鳥之哀鳴，將亡人之善言”，頗值今人回味，故與諸君共享之：
朕纘承大統，兢兢業業，期與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無方，施治寡術。政地多用親貴，則顯戾憲章；路事蒙於僉壬，則動達輿論。促行新治，而官紳或藉為綱利之圖；更改舊製，而權豪或隻為自便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馴致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川亂首發，鄂亂繼之。今則陝湘警報疊聞，廣贛變端又見。區夏騰沸，人心動搖，九廟神靈不安，歆饗無限，蒸庶塗炭可虞。此皆朕一人之咎也。
在“罪己”之後，此諭宣誓維新：
茲特布告天下，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凡法製之損益，利病之興革，皆博采輿論，定其從違。以前舊製、舊法，有不合於憲法者，悉皆除罷。化除旗漢。屢奉先朝諭旨，務即實行。
最後不忘懲治替罪羔羊，並懷柔軍民：
鄂湘亂事，雖涉軍隊，實由瑞澂等乖於撫馭，激變棄軍，與無端構亂者不同。朕維自咎用瑞澂之不宜。軍民何罪？果能翻然歸正，決不追究既往。
同日，再下諭旨改革資政院、開黨禁，並赦免戊戌變法以來所有政治犯，還有其他措施多項。
11月1日，攝政王載灃批準慶親王奕劻以“奉職無狀”為由請求罷免自己內閣總理大臣之職的要求，並於同日將這個職位授予袁世凱。
對於袁世凱重新被啟用一事，《紐約時報》早有預言。1911年9月29日，即武昌起義事發前11日，這份報紙即刊出一條消息說，曾經請辭內閣總理大臣而未被批準的慶親王奕劻，已向攝政王舉薦袁世凱作為接班人，“因為袁是可用的最有能力的人”。這篇消息的作者評論說：“如果攝政王任命袁為內閣總理大臣，則說明了宮廷對整個國家的局勢感到震驚，因此才決定放下尊嚴，將這名擁有極高聲望的漢臣召回。”
但是，大清王朝大勢已去。在武昌起義之後，湖南、陝西、江西、廣東、山西、雲南、廣西、安徽等省緊跟著也紛紛起義，並建立軍政府，宣布獨立。袁世凱已經無力回天，而且也無意“回天”。他一邊消極鎮壓革命，一邊等待篡奪政權的時機。12月初，南京臨時政府初步成立之後，袁世凱授命著手和談——史稱“南北和談”——事宜。他希冀利用自己的政治與軍事資本通過政治手段以相對和平的方式奪得天下。但是，因為在國民會議召集辦法等事項上的分歧未能達成妥協，南北和談的第一階段並不順利。
12月29日，中國南方已經宣布獨立的省份選舉孫中山擔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兩天之後，即12月31日，1911年的最後一天，回國不久的孫中山在南京就任總統，並宣布中華民國成立。當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為《孫中山的當選不被重視》的文章，向西方人通報了美國著名記者托馬斯·米勒德——未來中華民國政府第一位來自美國的政治顧問——在12月30日對孫中山進行專訪時獲得的信息：“孫中山表示這次革命經過精心策劃，但武昌起義未能作十分準備……孫中山博士得到50名代表的推舉，而其中一些人已經被免職。孫之當選，部分歸因於激起這場革命的外國的陰謀。不應對這個結果過於認真……一切都可能調整。這裏的情況表明，最終中國將實行共和政體，袁世凱將成為總統。”
中華民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美國之後，紐約唐人街的華人欣喜若狂。1912年1月2日，《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報道寫道：
昨天（1912年1月1日），紐約唐人街彩旗飄揚，華人通過演講、歌唱以及燃放鞭炮的方式——主要是燃放鞭炮——慶祝孫中山博士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在以前，居住在佩爾、莫特以及多葉大街的華人分為兩派，一派支持“君主立憲”，另一派支持“民主”。昨天，他們第一次步調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