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庫空虛、外債沉重的現實早已經敲響了大清王朝末日的警鍾。
根據《清史稿》引述的戶部一份奏折中的數字，在光緒七年（1881年），清國歲入銀8234萬兩，歲出7817萬兩，結餘417萬兩；光緒十七年（1891年），歲入銀8968萬兩，歲出7935萬兩，結餘達1033萬兩。
但是，自甲午戰敗而後，清政府的財政狀況如江河直下，急劇惡化。如以歲入9000萬兩計算，因甲午戰敗賠付給日本的2.3億兩白銀的本息，再加上《辛醜條約》確定的支付給列強的4.5億白銀賠款的本息，清政府將透支至少十年以上的財政收入。再加上財政支出所需，如以歲出8000萬兩來計算，政府的財政虧空可謂天文數字。
而要解決財政上的燃眉之急，隻有兩個最為直接的途徑，其一是對外借債，其二是對內加賦。誠如《清史稿》所載，在甲午戰後，清政府“借俄、法、英、德之款付日本賠款，增攤各省關銀一千二百萬兩”；辛醜約成之後，除卻向各國借款，清政府“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萬兩有奇”。“其後練新軍，興教育，創巡警，需款尤多，大都就地自籌。四川因解賠款，而按糧津貼捐輸之外，又有賠款新捐。兩江、閩、浙、湖北、河南、陝西、新疆於丁漕例征外，曰賠款捐，曰規複錢價，曰規複差徭，曰加收耗羨，名稱雖殊，實與加賦無大異也。”
而清國的財政製度本身的弱點也是導致其財政惡化的重要原因。1908年7月5日，《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題為《中國財政基於一套叫做“壓榨”（Squeeze）的體製而運行》的文章對此多有批評。文章的觀點大致是，清朝政府基本不了解地方的財政情況，因為地方官會瞞報地方財政；地方官一般會盡量少地呈報財政收入，以便將被隱瞞的這部分財政收入用作自己的“公務額外補貼”（official perquisite）；如果有一套良好的行政及財政製度，清國的財政狀況會得到極大改善。
根據這篇文章的記錄，在1907年，清國的實際財政狀況應該是：清朝政府歲入約為680萬美元，省級政府歲入總計約為1.16億美元，縣級總計約2800萬美元，總計約2.12億美元。以當年白銀彙率（1兩白銀=0.72美元）計算，清國財政收入總計應達2.94億兩白銀。“很多對這個問題有過調查的人相信，實際征收的稅賦比這個數字還要大3倍。曾擔任清國海關總稅務司長達45年的羅伯特·赫德（Robert Hart）估計，即便不通過改革財政管理體製來增稅，政府歲入也能達到6億美元（8.33億兩白銀）。其他專家則認為，清國年財政收入能在不增加賦稅的情況下達到10億美元（13.89億兩白銀）”。
不難理解，在對外賠款、對內加賦之下，各類社會與民族矛盾會不斷積聚。可是，即便是在社稷麵臨外患內憂之時，官員貪汙惡行卻並未稍歇。
1911年5月19日，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裏森在寫給報社同事布雷厄姆（D。D。Braham）的書信中，提到了一條他在北京出版的一份重要刊物上看到的報道。報道中的信息源自朝中的禦史。莫裏森在書信中如此寫道：
梁士詒，你在北京見過的鐵路總辦（The Director General of Railways），聚斂了1300萬英鎊；郵傳部尚書陳璧聚斂了585萬英鎊；津浦鐵路（The Tientsin-Pukow）北段總辦李德勳聚斂了142.5萬英鎊。而慶親王（奕劻）據說在外國銀行有712.5萬英鎊的存款。報道還提到很多其他消息。最後，那桐與曹汝霖——外務部的兩名大臣——據說每年因賣國而分別從外國人那裏收受價值15萬至30萬英鎊的禮物。報道稱這些數字是“難以置信的”，的確如此。
莫裏森的確有理由對這些數字感到“難以置信”。1894年2月，32歲的莫裏森從上海出發，沿長江西上，而後水陸並進前往仰光（緬甸首都），曆時100天，路程達到4800公裏。他的旅費總計才為18英鎊，其中還包括支付給他在沿途雇用的幾名仆人的工資。
莫裏森在書信中寫道：“假設這些數字是準確的，它表明，清政府隻要迫使官員們吐出他們的非法所得就能得到大筆資金，而無需通過外國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