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法聯軍入侵及太平天國起義的衝擊之下，清朝統治者切身體會到政權滅亡的危險，開始考慮挽救統治生命之道，最終在同治年間（1862-1874年）興起了洋務運動，出現了所謂“同治中興”的景象。不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已經證明，所謂“中興”，根本隻是幻象而已。
而洋務運動的苗頭，實際始於鹹豐統治末期，其直接動機在於剿滅太平天國。我們不妨這樣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太平天國緩和了清廷與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甚至成為二者媾和的粘合劑。
但《清實錄》記載的一道上諭可以說明，即便是在“借夷剿賊”這個問題上，鹹豐帝及不少大臣剛開始是頗有顧忌的。這道上諭發布於鹹豐十年十一月甲寅日，即1861年1月5日，原文如下：
諭軍機大臣等：
前據恭親王奕等奏《接見俄夷換約各情一折》，內有該酋麵稱，發逆橫行江南，願撥夷兵助剿……當經諭令曾國藩、薛煥、袁甲三等公悉心妥議具奏。嗣據袁甲三、薛煥先後覆奏，所陳均各有所見。
本日曾國藩奏稱，金陵發逆之橫行，皖吳官軍之單薄，均在陸而不在水。此時陸軍不能遽達金陵，即令俄夷兵船由海口進駛，亦未能收夾擊之效。應請傳諭該酋，獎其效順之忱，緩其會師之期，俟陸軍克複皖浙蘇常各郡後，再由統兵大臣約會該酋派船助剿。庶在我足以自立，在彼亦樂與有成。法夷此請，亦可獎而允之。惟當先與約定，兵船經費若幹，一一說明。將來助剿時，均由上海糧台支應，以免爭釁。與薛煥所奏大同小異。
各國甫經換約，所請助兵運米兩事，意在見好中國。袁甲三謂，借夷剿賊有害無利，自是正論。但拒之太甚，轉啟該酋疑慮。果能因勢利導，操縱在我，於軍務漕運不無裨益……著恭親王奕等，悉心體察，酌議具奏。
不難看出，在《北京條約》簽署之後不久，俄國及法國就主動提出助剿太平軍，助剿的方式一是“助兵”，二是“運米”。
對於俄法兩國的建議，曾國藩與兩江總督薛煥認為可以因勢利導，而漕運總督兼江南河道總督袁甲三——袁世凱的叔祖——則認為“借夷剿賊有害無利”。袁甲三擔心自己管理的漕運業務會因此而受到影響。他說，如果把錢交給外國人，讓他們買米運米，“恐銀先入手隨意開銷，或藉此把持漁利，將來南漕海運轉多掣肘”。從根本上說，鹹豐帝認同袁甲三的意見，但是，他擔心對洋人拒之太甚可能惹來更多麻煩，因而不得不命恭親王等悉心體察，商量出具體意見。
而皇帝之所以讓恭親王奕負責此事，是因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國的外交部——行將設立，奕將成為主管親王。15日之後，即1月20日，鹹豐帝下發給內閣一道上諭：
惠親王等奏，會議恭親王奕等奏《辦理通商善後章程一折》，據稱恭親王奕等籌議各條均係實在情形，請照原議辦理等語。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
至此，清政府終於有了專門的機構及大臣處理與外國的關係。無論其目的是為了“借夷剿賊”，還是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總理衙門的設立意味著洋務運動即將進入正軌。隨著1864年太平天國被滅，“借夷剿賊”策略獲得了一時的成功。但是，在“師夷長技以製夷”方麵，清朝統治者總是難得要領。
事實上，“師夷長技”起初也並非為了“製夷”，仍然是為了剿滅太平天國。在剿滅太平天國之後，“師夷長技以製夷”才基本成為國策。
1861年8月23日，曾國藩呈上的《購買外洋船炮一折》可以說明這一點。這份奏折寫道：“臣去冬覆奏一疏有雲：‘金陵發逆之橫行，在陸而不在水；皖吳官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係屬實在情形。至恭親王奕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
現在看來，曾國藩所說的“第一要務”，主要分作三步進行。第一步是政府出錢買船炮，交由外國人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