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我們中國的葬禮是又多又熱鬧。這在城市裏麵是越來越甚，要搭靈棚啊，要請人來哭喪啊，就是把這個傳統裏邊的東西越搞越大，越搞越多。有錢人家裏的葬禮越搞越鋪張，越搞越排場。
那麼昆德拉就討論葬禮存在的價值意義。他說這個葬禮不是為了亡人，而是未亡人在互相自我鼓勵。未亡人因為自己還活著，無論如何活人的事情比死去的人要緊。
他還經常討論墓地。他有一個小說就專門討論墓地。墓地是很奇妙的一種東西，因為人來自塵土歸於塵土。在這個世界上好像絕大多數國家幾乎還都是土葬，都是埋。若幹年前我們開始批判延續了那麼多年的土葬，說占掉土地呀什麼的。但是現在墓園又大幅度興起。當然這個埋到墓園的通常已經不是死人了，不是屍體，而是亡者的骨灰。然後是一塊碑，就是為骨灰立一塊碑。但是這個還是人類的一種對自己死亡的一個紀念方式啊，或者是對自己結束的一種想象。過去在我們國家，很多人剛剛有了孫子，剛剛有了第三代人的時候（哪怕是結婚結得比較早，二十歲結婚，十八歲結婚）然後在四十多歲、五十來歲就開始給自己弄一副棺材，供在家中空房子裏，早早地放著，好像看著安心似的。整個人類對自己身後的安排好像特別關心。
那麼，昆德拉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就說，墓地不可能越擴越大，但是死人是越來越多，所以使用墓地最好的辦法是租借。就是以租用這種方式讓死人使用。那麼，一個租期最好是三十年。這個三十年是有道理的。通常一個人，埋葬他的親人之後三十年，那個人也差不多要入土了。如果三十年過去了，埋人的人還活著，到期了他忘了續租亡者的墓地，那麼他再去的時候，他就找不到他親人的墓地了。他找到墓地的管理員，這管理員就說，已經過期了嘛。你在原來那個墓碑那裏，你看到的是另外一個人的名字，就是跟你的親人完全不相幹的一個人的名字。
用這個昆德拉的說法就是，因為土地資源匱乏，先死的人要給後死的人騰地方。
昆德拉還討論乳房。他說你看現在藝術裏麵把乳房弄得太複雜了。他說實際上沒這麼複雜嘛，本來是奶袋，哺育嬰兒的東西，不過是嬰兒成長中需要的哺乳的一個器官而已。他說詩人們、藝術家們把簡單的東西複雜了。
他討論唾液，他在特定的人物關係裏邊討論唾液。他說在接吻當中會交流唾液，在一連串的循環當中，這個唾液可能回到這個最初的那個人那裏。他說，情人之間在接吻，他們交換唾液。這些很美好的事物，他把它抽象以後，弄出特別怪怪的感覺。然後這其中的一個回家之後，可能和小孩子接吻，他把情人的唾液帶給這孩子。然後保姆在喂這個孩子食物的時候，有的保姆會用嘴對嘴的方式去喂，那麼這時候又把這唾液交換到保姆的嘴裏。反正就這麼傳來傳去——昆德拉在這麼討論的時候，他讓這個唾液做了一圈旅行——最後又回到最初給出唾液的那個人那裏。
然後他還討論毒藥對個人的意義。他有個著名的小說，叫做《為了告別的聚會》。兩個好朋友之間，年輕的時候其中一個有過自殺的念頭。另一個說，你要死，那麼我就給你一粒毒藥。你要想死你就用吧。但是假如你又不想死了，你就思考一下這粒毒藥對你的意義。這個朋友果然沒死。很多年以後，他們再見的時候，他把這粒毒藥帶來了。那是一粒藍色的藥丸，昆德拉就討論這粒藍色的藥丸。這有點像中國古代著名的故事，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小說中的人物說我經常拿出來，思考生與死，生活對人的意義，這個不停變換的意義。然後，這粒二十年前的藍色藥丸在他們討論之後，它的可以助人自殺的功能似乎已經消失了。昆德拉討論這粒藥丸的時候他就發現，藥丸還有另外的功能，它的化學屬性，它這個有毒的功能。這個藥丸的屬性是有毒，是讓人窒息，取人性命。這個屬性並沒有因為它的社會屬性變化了而變化，沒有因為時間變化而變化。它的毒性仍然存在。為什麼呢？我們往後看。他們把這粒藥丸放在桌子上了，一個電話把所有人都叫走了。一個服務員（小說的主人公）過來了，正在爭吵，正在生氣的時候，她本來是要服自己的鎮靜劑，這個鎮靜劑的藥丸和這粒毒藥的外形顏色很相似。她就把鎮靜劑和這粒藥丸混淆了。然後她把這粒藥丸拿走，在服鎮靜劑的時候，這麼很美麗的一個女孩，就是因為一時衝動要服鎮靜劑，結果誤服了這個二十多年前的想自殺而沒自殺的男人的紀念物，這粒有毒的藥丸，她的生命就因此結束了。這種關於毒藥的討論真讓人毛骨悚然。
昆德拉還討論性，討論性和愛之間的關係。現代生活裏麵，性越來越多，愛越來越少。講到他討論這個話題的時候，我一下子就想起海明威說過：寫作的時候，我撂下筆不是把我想寫的都寫完了才撂筆，我通常是在寫得最好最順的時候撂下筆。因為這個時候停下，下一次寫的時候我幾乎會不假思索地就續寫下去。如果一個段落寫完了，停下來，再寫的時候我就發現，重新找一個開頭是如此的困難。海明威還說，自從弗洛伊德發明了潛意識這些概念之後，我自己體會，寫作的時候肯定是有意識的，是意識最活躍的時候。把筆撂下來之後我就什麼也不去想。但是這個時候，隻有不想的時候我的潛意識才會活躍。如果我繼續思考，不間斷地思考，潛意識就被阻塞了。
昆德拉在討論性和愛這個問題的時候，性愛、性愛，好像是有性才有愛，或者是有愛才有性。是有雞才有蛋，還是有蛋才有雞，是這麼一個問題。昆德拉討論的是性和愛的關係，他有一個小說叫《談話會》。《談話會》談的幾乎就是成年人、青年人的這個問題。整個小說從頭至尾就是幾個人在談話，就是討論性和愛的關係。在他們的討論過程裏麵，他們發現性越多，越找不到愛的感覺。性越直接，越輕易，愛就越模糊，越不可見。
事實上在昆德拉以前的年代裏麵，比如說紀德的小說，《窄門》裏的愛，往往是一種不幸。就是因為愛，一個人備受折磨，最後一直到哪怕自己崩潰，也不見自己的愛人，不接觸那個人。不與她愛的人做愛，甚至見都不能見他。最後是，連他的信息都不要知道，把自己完全關起來。這個愛已經抽象到愛的對象事實上已經不是很重要的地步，它完全變成了一種宗教，變成了空穴來風，光是影子而沒有實體。
昆德拉還有更多的討論，討論輕與重呀，等等，許多話題。他在《約會》這個小說裏麵專門討論泡妞，討論泡妞的各種可能性。兩個男人在一起，在一個戲劇化的時間裏麵，幾次泡妞，結果就是幾次要約會，幾次要怎麼樣。還有討論共度良宵。而最後兩個人什麼也沒幹。對昆德拉來說，討論本身就是行為的結果。
昆德拉經常把討論置於言論之上。所以我說，在昆德拉使用對白的時候，討論就是一切。這個有點像一個口號，是當年反對無產階級文學的胡適說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還有一句話就是：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這是拉薩爾的話。我記得好像是拉薩爾說的。好像是恩格斯或別的誰批判了這句話。批判這個“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這也有點像我們今天的一句話，就是：重在過程，不在乎結果。昆德拉的小說裏的對白經常表現為討論就是一切，結論是沒有的。結論是不重要的。所以讀昆德拉的小說，在他討論過的那麼多個方麵，你不會覺得沒有結論是個多麼大的缺陷，你不會有這種問題。
但是昆德拉會讓你覺得，你沒想過的很多事情，他會討論，會從很多方向去想。一方麵，我不喜歡昆德拉任什麼都要說上一嘴。另一方麵，我又特別喜歡昆德拉。因為他在討論的過程之中，運用的是我所推崇的相對論的方法論。凡事你站在它對麵去看的時候，你都能找到它的缺憾，找到它的不足，找到它的致命處。前提是你站到它對麵，哪怕是你固有的立場對麵。你就站到你自己固有的立場對麵。你可以喜歡鞏俐，你也可以喜歡劉曉慶。但是，即便你喜歡她，你也可以站到她對麵，你會發現她渾身是毛病，你甚至可能覺得她一無是處。你可以嚐試一下。
我兒子非常喜歡布魯斯·威利斯。他覺得這個男人一點缺點都沒有。我知道他這是受我影響。因為我家裏的碟片，布魯斯·威利斯的最多。但是，我跟他討論的時候，我就把布魯斯·威利斯說得一無是處。我當時用的就是這個相對論的方法論去跟他討論的。
應該說，把對話寫得有趣的、幽默的、俏皮的作家，通常都是被閱讀得最多的作家。在這個意義上，很多作家取得了大範圍的勝利。像我們的王朔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因為他的人物的對話有趣。他的對話叫葛優一說，叫王誌文一說，叫很多人一說，你都會覺得特別有勁。
有這樣一個作家，他的人物的對話非常精彩。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是太高。他就是毛姆。我一直為他鳴不平。因為更多的人不會去讀文學史，不會去讀世界文學史、英國文學史。更多的人僅僅是拿來小說看。他們甚至不去看他叫毛姆，還是叫馬原，他們根本不在乎作家是誰。可能你們會在乎些，因為你們現在是學這個專業，你們會在乎作者姓甚名誰。我舉我家人的例子，他們每天可能也要讀很多各式各樣的東西，這其中包括小說。但是他們真的不知道，寫小說的是何許人。姓什麼叫什麼，真的不知道。
毛姆的很多書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寫的。他活到二十世紀中葉。遠在異國他鄉，遠隔千山萬水，在中國，毛姆的書還是能夠大量地印，這本身就給了他一個很高的地位。
毛姆小說中的對白特別漂亮。學寫作的人一定要向毛姆學習。你雖然可以還向其他作家學，但你一定要向毛姆學習。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海明威可能是二十世紀對作家影響最大的一個作家。如果你讀海明威的對白，能讀出心得，能讀出對白背後的意味來，那麼你首先就具備了這種寫小說的、虛構寫作的能力。